政治漩涡中的铁军：文革时期的38军浮沉录

关于38军的历史，尤其是它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诸多误解和谣言四处流传。这确实迫切需要我们进行一番深入的剖析与澄清。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在文革时期，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这支部队的历史渊源悠久，可追溯到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1纵队与2纵、6纵齐名，并被誉为林彪的“三虎”，共同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中坚力量。深入探寻其历史脉络，我们发现，112师334团的前身源自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暴动后所组建的红5军。而113师338团的前身，则是1932年由吴焕先等人重建的红25军75师。1937年8月，这两支部队分别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两个营。112师335团和113师337团，同样起源于以红军干部为核心的115师的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至于该军的114师，其前身是东北军111师，于1942年起义加入中共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在“三虎”部队中，1纵、2纵与林彪的渊源，相较于6纵，显得较为薄弱。6纵的16师，即后来发展成为43军127师的部队，其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北伐战争时期。那时，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也就是中共早期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叶挺独立团”——开启了辉煌的起点。1926年，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随后被派往该团担任见习排长，从而开启了其革命军事生涯的新篇章。

深入了解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至关重要。当谈及林彪的亲信部队时，实际上只有127师能够被视为其核心力量。尽管38军被视为林彪的亲信部队，但为何人们却忽略了它曾是彭德怀所打造的坚实精锐之师的历史呢？1纵队在东北战场取得的辉煌战果，一方面得益于其丰富的历史积淀，另一方面得益于林彪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些成就与部队是否为嫡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21军已顺利将驻地从山西迁至西安与宝鸡周边地区，并圆满完成了从北京军区到兰州军区的编制调整任务。陆军第62师，此前驻防于甘肃平凉，如今正式回归第21军的行列。

第69军，源自保定之域，历经辗转，最终抵达山西，肩负起接替第21军防区重任的使命。

第38军，自吉林通化迁师至河北保定，担纲起69军的防御使命，与此同时，该部队亦完成了从沈阳军区至北京军区的划属调整。

军委再度下达严正命令：“各部队接令后，须即刻展开行动筹备，并迅速投身于行动之中。21军、69军务必在3月5日之前，确保全体官兵抵达指定地域；38军亦需在3月8日之前，实现全员抵达预定区域。”

频繁调动三军，其影响之深远、时间之紧迫，不容小觑。据38军军史记载，2月15日破晓时分，部队接到了转移防区的预先指令。当天，军队的主要指挥官便乘坐飞机先行抵达指定地点。至16日零时十五分，部队收到了沈阳军区转发的“部署调整”命令。紧随其后，在18日晚上七点十二分，先锋部队的第334团1营乘坐火车从通化出发。从预先指令的下达到首列火车的启动，整个过程仅历时三天。

据此军的历史记载，我们确切地了解到，38军于1967年2月进行了调防至保定的部署，这一时间点并非位于“文革”前夕，其时距毛泽东主席解决北京市委所形成的“独立王国”问题已过去了将近十个月。

自38军入驻保定地域以来，部队的别称也随之调整为4800部队。当时，军长李光军年仅48岁，而政委王猛亦不过47岁，二人均是38军中的新兴力量。

李光军，江苏睢宁人士，早年毅然投身于新四军——三野的战斗行列。1947年，他肩负重任，执掌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第十七团的大印。不久之后，他又被提拔为由第六师整编而成的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的师长。1956年至1959年，李光军远渡重洋，前往苏联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历时四年。学成归来，他先后担任了第三十九军副军长、第六十四军军长的职务。1964年，他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同年，继邓岳将军之后，接任了第三十八军军长的重任。

王猛，河北盐山之籍，早年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随后，他转投二野，在二野16军46师历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及师政治委员等要职。1954年，他被调任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1961年，他晋升为该校政治委员，并荣获正军级军衔。同年，随着二政校的撤销，王猛向沈阳军区政治委员赖传珠提交申请，希望能重返野战部队。然而，因当时未能获得正军级职务，他只得屈就于38军，担任副政治委员。1964年，他与李光军同期晋升为少将，次年12月，王猛接替于敬山，出任军政治委员。

“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38军的进驻，竟然给杨成武所支持的北京军区带来了不少困扰。

“西望群山连绵，巍峨壮观；东流众多河流，汇聚成势。宣府与大同，犹如其后方的坚固屏障；而倒马关与紫荆关，则构成了其坚不可摧的防线。保定地处内外交通的枢纽，肩负着捍卫京师的重任，无疑是战略上的关键之地。昔日河朔地区若战事起，保定常为最先遭遇战火之地，承受着沉重的战争压力。”

20世纪50年代初，保定市不仅是河北省的政治中心，亦肩负着省军区及69军军部的重任。然而，1958年的钟声敲响，省会与省军区迁移至天津。但转至1966年4月，中央政府宣布将天津提升为直辖市的战略部署，随之而来的是，河北省的省会与省军区再次决定迁回保定。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携手第69军，联合介入了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2月11日，官方正式宣布，由三万余名成员组成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通称“八一总部”）被定性为反动组织。紧接着，军队出动了27个连队，运用武力手段，强行解散了“八一总部”以及其他众多群众性组织，并对此逮捕了1200余人，其中238人被送进了监狱。

38军自进驻新防御区域伊始，便在2月24日接获指令，与省军区携手并肩，共同承担起保障保定地区的重任，并迅速成立了专项支援办公室。军党委对职责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党委书记兼军长李光军亲自负责“三支两军”工作，常委兼副军长刘海清与副政委邢泽辅协助其处理事务，并直接负责保定市的支援保障工作，坚守在最前沿的战斗阵地。与此同时，军党委副书记、军政委王猛则负责处理军内事务，对外保持谦逊低调的姿态，鲜少公开露面。

初至保定执行支左任务之际，38军尚未明确其坚定立场。自1967年4月起，围绕“八一总部”是否平反的争议点燃了矛盾的导火索，保定地区的造反派组织随即重组，分裂为两大阵营——“工总派”（亦称“农大造反团派”）与“工筹派”（又称“革命红楼派”）。在这两大阵营中，立场相对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了省军区的支持，而遭到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则主动向新上任的38军示好，希图赢得其支持。鉴于38军与河北的原当权势力并无瓜葛，且在感情上更倾向于“工总派”，因此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

在保定城内，38军与省军区——那时的它们被誉为这座城市的“双雄”——因支持立场各异，双方关系开始疏远，裂痕逐渐扩大，直至水火不容。同属一域、命运紧密相连的北京军区，也对38军抱有诸多不满。保定城内的两派势力均依赖军方力量，冲突频发，武斗事件接连不断。其中，最为惨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7年6月22日至23日，地点位于河北农业大学。双方近万人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混战。尽管38军和省军区迅速赶赴现场，力图平息事态，但终究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导致7人丧生，近300人受伤（其中包括数十名军人）。

面对保定所遭遇的严峻局面，八月之际，中央政府迅速下达紧急指令，要求保定两派代表即刻赴京进行汇报。在汇报过程中，双方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以及38军李光军、刘海清，共同签署了一项旨在迅速平息武斗的协议。尽管武斗态势有所缓和，但双方之间的矛盾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农造团领袖崔士林，其父崔田民，曾执掌军委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之职。崔田民凭借501狂派（亦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铁道兵团”）的强大影响力，悄无声息地渗透至石家庄，进而成为河北地区反军方势力的关键人物。崔士林借助造反团的势力，恣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保定及各县域广泛散播破坏大联合运动的势力，导致多个县的大联合运动受到严重阻碍。自五月起，他持续对群众、河北省军区以及北京军区发起挑战。

“农大造反团”作为“工总派”的核心力量，赢得了38军的坚定支持。即便陈等人言谈中未曾直接点明38军，却也无意中对该部队施加了颇大的影响。

唯有北京军区内部人士知晓，38军的调动乃毛泽东亲自批准，调驻保定。至于毛泽东与林彪对38军的立场究竟如何，郑、李等人难以揣摩，不敢过于冒进。相较之下，不如暂且退让一步，避其锐气，以免正面冲突。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与李雪峰共同签署了一份致毛泽东同志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设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提议在省革委会正式成立之际，将省会从保定迁移至石家庄。其依据在于“石家庄在文化大革命中位居全省前列，工人阶级力量较为雄厚，具备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条件”。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迅速批复，批准了郑维山和李雪峰的请示报告。

至1971年1月华北会议召开之际，李雪峰同志在“自我检查”环节中对一连串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坦言：“正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紧要关头，陈伯达同志曾亲临筹备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三十八军施加了更为严厉的打压，并对另一派群众组织施加了压力。陈伯达同志曾提议省会迁移，我和郑维山同志亦表示赞同，于是我们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采纳了他提出的迁移理由，并以此向中央隐瞒了真相。”

在短短两年时光里，河北省的省会之地竟三度易手，其动荡的局势由此可见一斑。事后，有人推测，这或许是郑、李二人有意将38军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一观点似乎颇有一番道理。石家庄，作为63军军部的驻扎地，在河北省革委会的领导层中，63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均身居副主任之位，而其他驻军的首脑，如38军军长李光军，仅是常委会中的一员。如此职务的分配，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人们对于是否存在偏颇与亲疏之别的疑虑。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不幸上演。杨成武身为郑维山的前任领导，如今却遭突然免职，这对郑维山无疑是一记重击。郑维山自顾不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38军的压力。同年3月至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五个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保定班。这次学习班由中央督促，并由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后出面，努力协调两军关系。在此过程中，两军以及两派均作出了一定让步。经过协商，8月中旬，保定地区及市革委会得以成立，其中地区革委会的主任一职，由38军副军长刘海清接任。

金秋十月，李光军接到了突如其来的调令，被平调至武汉军区，担任副参谋长的职务。这次调动显得格外匆忙，带有几分异样。据张云生透露，李光军的调动是杨成武在担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期间所提出的建议。杨成武还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填补这一空缺。但这一提议在上报至林彪那里时，却遭到了林彪的坚决反对。林彪认为徐信不宜调往38军，而是倾向于在本军提拔刘海清晋升为军长。因此，此事被搁置，同时也让林彪对杨成武产生了怀疑。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发生在杨成武被撤职半年之后。至于内情是否真的如张云生所述，如今已经难以查证。然而，北京军区对李光军的不满似乎确有事实根据。实际上，接替李光军担任军长的是刘海清，而非徐信。

11月，省军区机关圆满完成了迁址任务，从保定搬迁至省会石家庄。此举有效减轻了38军的负担。

1969年，38军崭露头角。

二月伊始，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紧急召见王猛返京，于郑维山面前明确表态：保定事件的权责应由38军承担，北京军区不得介入其中，河北省革委会亦不得插手，河北省军区同样不得掺和。自此，保定事宜需直接向谢富治汇报。尽管谢富治未对决策背后的缘由作出详尽说明，但王猛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推测，这或许并非北京军区独立所能作出的决定，而是中央决策层所定。

在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三位要员中，尽管李雪峰身兼数职，刘格平却常驻山西，权力实际上已逐渐偏向谢富治。至同年12月，中央对北京军区的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人事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被正式任命为军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名列前茅。谢富治对38军的扶持力度显著，管理宽松，处理事务时更显公正无私。相较之下，郑维山与李雪峰，38军的发展轨迹正朝着对其极为有利的方向稳步前进。

自保定沦为38军一家独大之后，王猛对双方势力范围的管控变得既严格又高压。7月份，38军与保定地区革委会联袂发布“七二二”布告，其中明确规定双方必须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所有武器，无条件返回工厂或学校，并按照系统、行业和班组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同时坚决打击反革命活动等一揽子强制措施。8月10日，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办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参会人数超过十万。38军、北京军区以及保定地、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均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大会上，两名因违反“三个布告”而犯下凶杀罪的罪犯被判处死刑。在高压政策的威慑之下，至8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了“三结合”，到了10月，武器收缴工作基本告捷，武斗工事被彻底拆除，参与武斗的人员也都返回各自的原单位，武斗现象得以全面平息。

该部队下辖三个摩托化师，并增设了隶属于军部的炮兵团、火箭炮团及高炮团。每个摩托化师下辖三个摩托化团，并配备了坦克团、炮兵团和高炮团。至次年10月，38军的改编工作圆满完成，荣获全军首支摩托化军的荣誉称号。

在1969年10月至12月期间，63军完成了从河北向山西的搬迁，其指挥中心亦随之从石家庄迁移至太原。尽管38军曾在北京军区眼中被冠以“桀骜不驯”、“骄傲自满”的标签，却并未被驱逐出河北。相较之下，作为“华北山头”中的“龙头”的63军，却无奈地告别了家乡。这一变化，不禁让人感到几分讽刺。到了次年3月，38军党委的第一书记兼政委王猛同志，荣获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并光荣地成为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这是38军负责人首次跻身河北省核心领导层，而在两年前，这样的情景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38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乌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38军报告正中下怀，即于12月16日批示：

尊敬的林、周、康同志，以及军委各位同仁：近期，陈伯达同志未经授权擅自采取行动，随意发表言论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需指出的是，陈伯达同志在北京军区并无正式职务，中央亦未赋予他处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军政事务的权限。尽管如此，他却事实上成为了该地区的实际领导者。林彪同志曾反映，在与三十八军人员进行交流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截至目前，北京军区尚未针对陈伯达同志的问题召开专门的集中会议，仅在各省市及军队中传达相关信息。这种做法导致思想沟通不畅，对全军的团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恳请各位同仁考虑本建议的可行性，以期共同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

毛泽东素常言道“实事求是”，然此次的批示却与这一原则大相径庭。首先，陈伯达身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前往河北各处协助平息地方两派的纷争，实属分内之事，并未越权。处理地方两派的矛盾并非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更不可能有阻挠一位政治局常委行事的道理。而且，陈伯达的举措与当时“大方向”相契合。其次，毛泽东提及“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将林彪卷入其中，而林彪是否当真如此对毛表示过，实难考证。实际上，林彪对三十八军与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十分谨慎，始终未明确表态。从现有材料来看，自三十八军调往保定后，林彪未曾踏入该军一步，也未曾召见过该军干部，该军负责人也从未单独求见林彪。这也是“9·13事件”后三十八军各负责人能轻松脱离干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571工程纪要》中将三十八军列入“借用力量”，仅是林立果的一己之见，与三十八军本身并无关联）。

无论何种情况，38军的批陈报告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靶子”，借此向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发起了冲击。毛泽东在当月作出批示后，王猛随即被晋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翌年七月，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下，中央政府任命王猛为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并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任期间，王猛对江青等干预体委事务逐渐产生了反感，并采取了相应的抵制措施。江青因此对王猛心生不快，企图在“四届人大”之际提名庄则栋接替王猛的职位。王猛乐于卸任，在“四届人大”前夕，他被调回部队，担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应国务院有关负责人的要求，1977年2月，王猛再次回到国家体委担任主任（同时保留军内职务），至1981年7月再次返回部队，升任广州军区政委，并于1985年以大军区正职的待遇退休。

文革期间，体育外交成为当时的政策导向，王猛作为国家体委主任，频繁以公职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声名远播。据知情人士透露，凭借王猛的才华，他在80年代本有望获得更高的职位。然而，在我看来，王猛虽对陈伯达有所不满，并曾顶撞过江青，在国家体委期间也做了诸多有益之事，但他也曾支持过保定地区的造反派。正是由于这一点（这在文革时期是普遍现象），在主政军队的邓小平看来，王猛的品行大打折扣。王猛能够以大军区正职的身份“安全着陆”，相较于他的同期官员，已属幸运之极。这些往事，就让它成为过去吧。

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军队需逐步解散已设立党委的地方及单位中的“三支两军”机构，并将相关人士撤回。以徐炜为例，他在1971年接替刘海清，成为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38军副政委一职。中央《通知》发布后的次年三月，徐炜被调回部队。在军队主导的顶峰时期，38军不仅承担了保定地区23个市、县的“三支两军”任务，下辖22个团，还从部队中抽调干部与战士，支援京城，参与中央国家机关及大专院校的“军管”与“军训”工作。例如，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就曾接到命令，前往京城，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

1974年，我国全面启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试图将“批林批孔”以及针对林彪军事路线的批判推向高潮，其目光最终锁定在38军身上。她派遣工作组入驻38军113师338团8连，将其作为“批林批孔”的试验田，并提供了相应的资料。面对巨大压力，38军也不得不派遣人员前往8连进行所谓的“经验总结”。这些所谓的“经验”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被频繁报道，使得8连名声大噪。当年7月28日，王洪文与江青邀请了北京军区的三位负责人及38军的四位领导人，一同前往北京北海的仿膳堂共进晚餐。次日，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人在38军驻地留宿，并召开了包括河北省及驻保军事、地主要领导以及338团8连全体成员在内的接见会。会上，王、江发表讲话并赠送书籍，江青还即兴创作了一首“顺口溜”以赞扬38军，场面一度热闹非凡。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终究是徒劳的。表面上的敷衍，在关键时刻，军队不可能与他们形成对立统一。

自1974年至1976年，我国历经“批林批孔”的热潮，随后又掀起了“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保定地区因而再度陷入剧烈的武斗与纷扰之中，致使河北省委及省军区难以有效掌控局势。在困境中，中央政府不得不再次调遣早已脱离地方“三支两军”体系的38军介入。1976年11月15日，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为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为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等为成员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正式进驻保定。38军接到指令后，于11月16日对全区所有武斗据点实施了武装封锁，并随即开展了枪支收缴、工事拆除及武斗团队的解散行动。12月13日，保定地区组织了500余人前往北京，参与了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省委和38军共同组建的联合工作组也抵达保定，与地、市委紧密协作，共同促进了局势的快速好转。保定，这个文革期间的重灾区，终究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荡与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