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瞿秋白，不是顾顺章。”

“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这一举动彰显了他崇高的人格与坚定的信念。同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公园英勇就义，享年36岁。他的一生虽短暂，却无比辉煌，理想与信仰始终是他前行的指路明灯。

“青年时期初涉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已深植心中，无法更改。”

瞿秋白曾感慨道：“我之家道，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动，随时代之波涛，已然真正破产。”母亲因负债重压，陷入绝境，终以短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则前往济南寻求朋友之助。弟妹们也纷纷离散，各奔东西。1916年12月，瞿秋白抵达武汉，投奔堂兄瞿纯白。不久，他随堂兄来到北京，本欲报考北京大学，但因学费昂贵，他只得转而报考免收学费的俄文专修馆。

五四运动席卷之际，瞿秋白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成为了一名积极的参与者。然而，他的这一举动也让他两次身陷囹圄。监狱那残酷的环境使得他不止一次地吐血，最终导致了肺病的缠身，这成为了他一生难以摆脱的疾患。在俄文专修馆的学习过程中，他的俄文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能够借助词典流畅地阅读与写作，于是他产生了向中国读者推介俄罗斯文学的强烈愿望。1919年9月15日，他所翻译的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在《新中国》杂志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这标志着他翻译生涯中第一篇文学作品的诞生。

1920年秋季，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共同启动了驻外记者的招聘工作。瞿秋白遂决定投身其中，选择成为《晨报》的特派记者。翌年1月25日，他克服重重困难抵达莫斯科。在那里，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并源源不断地向国内发送报道、通讯以及政论文章。同时，他还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政治理论课翻译，并自那时起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段宝贵的经历，让他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2年二月，瞿秋白在张太雷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坦诚道：“自青年时期起，我的思想便已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此一轨迹无可更改。”（《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2、53页）同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召开，陈独秀与会，而瞿秋白则担任了他的翻译工作。

《鲁迅杂感选集》由瞿秋白精心编纂，收录了鲁迅先生各个时期的杂文佳作共计75篇。编者还亲自撰写了长篇序言，对鲁迅杂文的社会意义及其深邃的内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颂扬。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随陈独秀一同返回祖国。1923年盛夏，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与《前锋》的主编，同时参与编辑《向导》，并身兼上海大学学务长及社会学系主任之职。10月初，他前往广州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瞿秋白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到了1927年，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负责领导中央宣传部。在大革命遭受挫折之后，瞿秋白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主持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彼时年仅28岁。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对瞿秋白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剥夺了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瞿秋白随后退出了中央领导层，转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文化事业中。他时常乔装打扮，前往城隍庙聆听民间艺人的说唱表演，并创作了说唱剧本《东洋人出兵》等作品。当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之际，他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一文被选为会议讨论的核心文件，随后又以此为基础，修订形成了《新中国文字草案》。

“我们虽未曾谋面，却早已情谊深厚。”而鲁迅则在回信中以“敬爱的同志”之称回应，更显二人情谊之深。鉴于瞿秋白居无定所，常需搬家，鲁迅便慷慨相助，将他安顿至东照里。该地与鲁迅住所仅隔一街之遥，便于二人日后频繁相聚。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回忆道：“鲁迅几乎日日造访东照里，与秋白探讨政治、时事、文艺等话题，言谈甚欢，以至于常常流连忘返。”（见陈铁健著《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94页。）

这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对于瞿秋白来说非常珍贵，他因此创作了多篇杂文，其中几篇是与鲁迅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回忆说：“这些文章大多由瞿秋白执笔写出。他下笔极迅速，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盈盈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9页）瞿秋白是国民党当局重金悬赏的共产党要犯，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从1932年11月下旬到1933年9月，鲁迅四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保证了他的安全。

1933年的岁末，临时中央的电报传至，召唤瞿秋白赴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消息传来，他心中涌动着激动之情。杨之华回忆道：“他淡然地点燃了烟斗，悠然地吞吐着烟雾，那袅袅升起的青烟，宛如他的心灵随风飘向了遥远的天际。”在与茅盾、鲁迅依依话别后，他踏上了旅程，那是在1934年1月7日的深夜。那一晚，离别的画面深深烙印在杨之华的记忆之中——“临近弄堂口，他驻足片刻，转身走了几步，在雪花的纷飞中，昏黄的路灯下，他的身影显得格外黯淡，他缓缓地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要走了。’”（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6页）这一别，瞿秋白告别了曾与他共度近八年时光的上海，以及那里的亲朋好友。

林琪祥，伪造简历逃脱。

修筑公路，构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责任到人，不留余地。

留守同志的生计面临严峻挑战，粮食告急，食油稀缺，食盐更是难觅。为避敌人耳目，他们夜间不得生火，白日亦不能升烟。敌军将山上的树木烧尽伐光，他们只得藏身于山洞之中。在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的极端艰苦环境下，瞿秋白的肺病发作，四肢无力，呼吸急促，胸部疼痛宛如针扎刀割。1935年初，中央分局作出决定，安排瞿秋白转道香港，前往上海寻求治疗。

随瞿秋白一同迁徙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英之妻张亮等人。他们在1935年2月11日启程，历经六七日的跋涉，抵达了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在此，他们有幸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并在他的安排下，于2月20日再次启程。为确保他们的安全，万永诚特地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全程负责护航。何叔衡虽已年过半百，步伐略显蹒跚；张亮则身怀六甲，加之小脚之累；而病弱的瞿秋白在蜿蜒的山路上每迈一步，都显得气喘吁吁。经过四天的不懈努力，他们昼伏夜行，终于于2月24日安全抵达了长汀县濯田区的水口镇。

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瞿秋白度过了长达41天的囚禁生涯。日复一日，他坐在那张简陋的木桌旁，凭借着窗外渗透进来的微弱天光，身陷囹圄之中，他却挥毫泼墨，创作了众多感人至深的狱中诗作。

抵达水口镇之际，众人早已筋疲力尽，腹中饥鸣。于是，他们决定在此稍作休整，生火做饭，以饱腹之欲，再继续前行。然而，他们未曾料到，此地竟是地主武装保安14团的游击区域，而团长的名字，钟绍葵，更是恶名远扬，人称地头蛇。水口镇的驻守部队正是该团的2营，由李玉担任营长。

当日的清晨，李玉接获了一则消息，声称水口镇出现了小股红军的活动。在核实了这一情报之后，李玉迅速率领保安团奔赴水口镇。负责护送瞿秋白等人的是丁头牌，然而在邓子恢与其接触的过程中，他察觉到丁头牌夸大其词，言过其实，若遇险境，此人显然无法提供可靠的支持。

“我再次催促瞿秋白迅速突围。那时他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得如此严重，已经无法行走，你快离开吧！’尽管我反复催促他离开，他却执意不走。我试图拉他走，他仍旧不动。他告诉我：‘你快走，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那片区域树木繁茂）。无奈之下，我冲出包围，抵达山下河边，见到几名战士也成功突围，其中一位持有机枪的战士也一同冲出。我便将剩余的战士集合起来，利用机枪进行阻击，边战斗边撤退，最终离开了长汀，朝着闽西的方向前进。”

保安团的两名士兵于半山腰的灌木林中，将瞿秋白等人俘获。敌军将瞿秋白押解至水口镇，李玉严刑逼供，然而瞿秋白始终坚称自己名为林琪祥，年方三十六，籍贯江苏，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转至上海从事旧书店与古董生意。此后，他又在医学院修读半年医术。1932年，因疾病而游历至福建漳州，恰逢红军攻占漳州，遂被红军俘虏。随后，他被送往瑞金，成为红军的医生、文书与文化教员。红军撤离瑞金后，他留了下来。1935年1月，携带着资金逃离瑞金，却不料在上杭露潭再度被寻获，当晚便被押回，准备次日继续离去，岂料竟落入你们的掌握之中。

“若你所言属实，可予取保释放。”

“我不说‘冒混’，我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自长汀被俘后的第三日，便被押送至上杭县监狱。钟绍葵在此地连续多日对他进行严刑逼供，然而瞿秋白依旧坚守3月9日的“笔供”内容，令敌人半信半疑。他们告知瞿秋白，若其所述属实，他可在当地寻得一名铺保，便有望获得释放。瞿秋白随即向鲁迅和周建人致信，而给周建人的信则是托其转交给杨之华。信封背面盖有长方形蓝色印章，显见已通过狱方检查。信中描述了监狱的寒冷、食物匮乏、衣物单薄，以及挨饿受冻的境遇。狱方透露，若能找到财力雄厚的铺保或强有力的团体担保，他有望重获自由。

我在北京曾与您有过短暂的交情，自那之后便多年未见，亦未曾书信往来。在此，我不禁好奇，不知您的身体状况如何。我因疾病在家休养了数年，期间未能重返学堂。两年前，我考入同济医科大学，勤奋学习半载，然而疾病再次来袭，于是前往福建上杭疗养。在那里，我意外被红军俘虏。当问及我的职业时，我坦诚表示自己并无特别擅长的领域，对医学只是略知皮毛。后来，他们决定让我担任军医一职。如今，我却被国军拘捕。您了解我的性格，我并非共产党员。若有他人愿意为我证明，并提供可靠的担保，或许我能得到释放。（出自《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鲁迅接信后陷入沉思，他知道瞿秋白编的这个履历，是在与他统一取保核实的口径，他更知道像瞿秋白这样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如果真相暴露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现在就要争分夺秒地设法予以营救。鲁迅把瞿秋白的信也交给了杨之华，并由邮局汇去五十元。杨之华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一个旅馆老板作铺保。

瞿秋白的身份不幸暴露，鲁迅在紧急关头，想起了他的两位绍兴同乡、资深友人许寿棠与蔡元培。蔡元培身为国民党元老，而许寿棠则是蔡元培的得力秘书。在鲁迅的委托下，许寿棠前往蔡元培处为其说项。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中，蔡元培曾力陈瞿秋白这类文学天才在中国实属罕见，建议予以从轻发落，然而此提议遭到了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蒋介石亦未采纳蔡元培的观点。

究竟谁是告密者揭露了瞿秋白？瞿秋白曾因公事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有过交往，当时万妻徐氏在场，因此与瞿秋白相识。4月10日，徐氏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在遭受威胁和酷刑后，她透露了在水口被俘的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信息。此外，被俘的长汀县苏维埃主席也承认瞿秋白是在他之前被俘的。

◆瞿秋白

瞿秋白在位于上杭的监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于4月15日向狱方提交了一份申诉，其中自述“体弱多病，长期患有肺疾……狱中生活困苦，更加剧了体力损耗……如今感到日渐衰弱，四肢无力，头晕目眩，频繁出现潮热，气息不畅，既饿又饱，如此长期被羁押，生命岌岌可危”。（出自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页）在申诉中，他重述了自己的经历，并强调“长期羁押，命悬一线”，以此敦促敌方尽快释放他。他提出，无论是返回江苏原籍，还是在上杭担任教师或文书等职务，他都不打算私自逃离，并保证随时听从召唤。然而，瞿秋白当时并未意识到，由于徐氏的供词，敌方已开始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并正在搜寻证明林琪祥即瞿秋白的证据，这使得他无法轻易获得自由。

4月25日，钟绍葵派遣数名士兵将瞿秋白从上杭解送至长汀，途径水陆两路，途中天气变化无常，时而晴朗，时而降雨，风雨交加。瞿秋白因身体羸弱，行进颇为艰难，直至5月9日方才抵达长汀。他随即被拘禁于长汀中学内国民党军第36师师部。次日，钟绍葵与36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等人一同对瞿秋白进行了突击审讯。审问过程中，瞿秋白的回答依旧保持着林琪祥的履历，与先前所述无二。

吴淞涛蓦然间陷入了沉默，双手背后，来回踱步，凝视着瞿秋白，随即大声斥责道：“你乃瞿秋白，非林琪祥也。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曾聆听过你的演讲，岂能容你冒充！”瞿秋白神态自若地回应：“恐怕是你们弄错了，我正是林琪祥。”吴淞涛一声断喝：“来人！”随即，一名男子步入室内，指着瞿秋白道：“我以头颅担保，此人是瞿秋白无误。我们虽无确凿证据，尚有他本人的照片可供对照。”此人为郑大鹏，昔日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供职，实则曾是瞿秋白的部下。

瞿秋白深知隐瞒已是徒劳，于是他悠然一笑，直面那群沾沾自喜的吴淞涛等人，轻描淡写地说道：“既然如此，也就无需这位‘好汉’以头颅作为担保，我自可无需再行‘冒混’。‘瞿秋白’即是我，那些十多日来所谓的‘林琪祥’笔下的供词与口供，不妨视作一篇虚构的小说。”（《瞿秋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4页。）

共产党的哲学是鞠躬尽瘁。

“若能成功劝降瞿秋白，这将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产生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王与陈二位在途径福州及厦门之际，特邀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兼调查室主任钱永健，以及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一同随行。他们共同制定了一项劝降策略，旨在通过亲情纽带及展示中共叛徒受优待重用的实例来打动人心。6月13日，他们抵达长汀，随后数日中，与瞿秋白展开了所谓“谈话”，频繁交流。

瞿秋白烈士的纪念碑巍然矗立，正处在烈士英勇就义的那片刑场。

首日，王杰夫表面上装作仁慈，对瞿秋白言道：“你个人的困扰，你本人似乎并未深究，然而你的同侪、亲族以及家人，却都希望你能够认真思考。切莫令他们心生失望。”瞿秋白微微一笑，回应道：“我个人的问题，向来由我自主决断，无需朋友、亲戚乃至家人代为操心。尤其涉及政治等重大议题，过去是如此，如今更是如此，既不可能亦无需他人代劳。”

“感谢你们的良苦用心。但我想问，这种关怀与陷害又有何分别？我深知，你们也清楚，若非附加条件，我无法继续生存。而这条件，便是让我背叛人性。我相信，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尤其是我的妻子杨之华，都不会同意我如此毁灭性地生存下去。这种生存，只会给她们带来长久的耻辱与痛苦。”

“生死由命，何须提及追思会？”在对话过程中，陈建中不时插言提问，但瞿秋白对此叛徒的提问置若罔闻，对其话语毫不屑一顾。

在即将告别长汀的前夕，他们再次拜访了瞿秋白，并声称这是最后一次进行“交谈”。这一次，王杰夫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开口便言：“瞿先生，我们已定于明日离开长汀，重返南京。在动身之前，您能否表达您最终的真实立场？”对于“真正的态度”的含义，瞿秋白心知肚明，他毫不犹豫地回应道：“我的立场，昨日的对话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任何转变都是不可能的。”

“瞿先生，您难道未曾听闻顾顺章在转变后的待遇吗？即便他杀人无数，南京方面也未追究他的罪行。”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事实上，自6月2日起，蒋介石便从武昌行营下达了密令，要求在长汀“就地正法，并拍照呈报”。然而，由于中统的陈立夫派遣人员进行劝降，这一行动被推迟了。直至6月17日夜晚，36师的参谋长向贤矩步入瞿秋白的囚室，向他宣读了次日即将执行的死刑命令。令向贤矩深感困惑的是，瞿秋白面对这一严峻时刻，其神态与平日毫无二致，依旧沉静、从容，毫无恐惧之色。

翌日，便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时辰。晨光熹微，餐后，他身着洗熨一新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一杯香浓的茶，点上一支香烟，静坐窗前，翻阅着《全唐诗》，吟咏其中佳句，同时手持毛笔，饱蘸浓墨，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一情景，恰巧被获准前来采写新闻的《大公报》记者目睹，他笔录道：“书毕，步至中山公园，园中顿时静谧无声，鸟鸣声止，仿佛在哀鸣。信步至亭前，只见四碟小菜，一瓮美酒已摆好，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风生，神色如常。酒过半巡，他缓缓道：‘人生之闲余时光，是小快乐；夜晚安睡，是大快乐；离世长眠，才是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言罢，高唱《国际歌》，打破了周围的沉寂。酒尽，他缓步走向刑场，前后有卫士护送，气氛极为庄重。行至街口，偶遇一盲眼乞丐，回首一望，似有所触动。至刑场，他主动请求仰卧受刑。枪声响起，瞿秋白就此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