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饶矛盾：饶漱石的失误何在？

一、陈、饶首次交恶。

谈及饶漱石，陈毅的名字便不可避免地浮现。饶漱石与陈毅的初次意见分歧，实则与项英有所关联。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饶漱石主要专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在国内并未建立起显著的影响力或声望。但皖南事变的爆发，瞬间将他推向了历史的聚光灯下，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

在项英与叶挺共同协作的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鉴于两人背景及思想观念上的显著差异，他们在工作中频繁产生摩擦，矛盾逐渐加剧，最终导致叶挺两次选择离开部队。

项英素来性格坚毅，往往难以接受他人之见。然而，世间之事，总有例外。或许是由于性格上的相辅相成，又或许是因为共同经历的生死考验，项英特别愿意倾听陈毅的建议。即便陈毅有时直言不讳，与其争执，多数情况下，仍是项英主动向陈毅致歉。

鉴于众所周知的事由，皖南事变不幸爆发。纵使对项英前期所犯的错误，我们尚能基于同理心进行解读，但于事变爆发前夕，项英携少数人悄然脱离主力部队，此举的确显得不甚妥当。

在这种情形下，叶挺向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倾诉道：“新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均已离去，从政治层面而言，我难以给出合理解释，心中不禁涌起怒火。”

饶漱石挺身而出，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坚定担当。他迅速以东南局副书记及新四军军分会委员的双重身份，紧急召集领导干部举行会议。与此同时，他向中央以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出紧急电报，不仅详尽汇报了当前局势，更是郑重表态：“为确保全体人员的安全，我已下定决心，誓将抗争进行到底。”

1月12日，党中央向叶挺将军、饶漱石同志及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下达了重要指示：“全军务必严格遵守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的领导。在政治领域，由饶漱石全权负责；而在军事层面，叶挺将军负责指挥执行北移任务，旨在突破反共顽固派的封锁，确保部队顺利转移到苏南，并成功渡过长江。”

新四军全体战士虽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而部队溃散。饶漱石不幸被敌俘获，但他机智地身着国际共运时期所用的西服，谎称自己为途经的华侨，并利用金戒指和银元贿赂了敌连长叶正顺，方才成功逃脱。

饶漱石在脱身之后，依照组织规定，需接受甄别审查。然而，鉴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实地调查和收集当事人的证词均颇为困难。幸亏得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担保，饶漱石才顺利通过了审查。

在回顾事变的教训之际，饶漱石对项英在事变中的行为表现深感愤慨，其批评之激烈几近全盘否定项英过往的努力与成就。

陈毅对饶漱石的观点并不完全苟同，他当场明确指出，功过应当分而论之，对于项英，亦应采取辩证的眼光审视，不可一概而论予以全盘否定。

我们无法断言，单凭此事，饶漱石便对陈毅产生了偏见。然而，审视后续的发展，显而易见，饶漱石并非胸怀宽广之人。此次意见的分歧，无疑在饶漱石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二、陈、饶黄花塘交锋。

1942年，刘少奇同志重返延安，此时，饶漱石同志担任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自此，陈毅与饶漱石携手共事。陈毅性情豁达，言辞间有时直率，然而他总是就事论事，绝不涉及个人恩怨。鉴于他与新四军骨干同历三年艰苦游击战，他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饶漱石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线岗位归国，于新四军中尚无深厚的人脉基础。加之其个性内敛、沉稳，言谈举止间常显拘谨，以致一年过去，他在军中的影响力相较于陈毅，显然有所不及。

1943年的金秋时节，饶漱石在研读毛主席所著的《关于农村调查》一书后，感触颇深，决心亲自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他委托陈毅负责主持整风运动，并鼓励干部们勇于向领导提出宝贵意见。

8月13日，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新四军机关及直属部队的领导干部会议。在会议中，与会人员纷纷积极发言，讨论内容深入且聚焦。会议最终达成共识，认为新四军当时在政治工作领域的开展尚显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同时担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同志。陈毅同志指示政治部需将与会者的意见进行整理汇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报告，上报中央以便深入研究并予以解决。

8月18日的午后，饶漱石在接到相关报告后，即刻从大刘郢急速返程。自那时起，他每日均投入大量时光，与华中局及军部的高级干部进行深入的谈心交流。

在交谈过程中，他反复提及陈毅曾有过“反毛主席”的言行，指出陈毅一直对军队政治委员制度持反对态度，甚至意图排挤党委书记，企图取而代之。

饶漱石在发言时显得格外庄重严肃，经他反复强调，原本已形成定论的“九月来信”相关事宜，竟被众人误读为中央的最新要求和指示。于是，无人愿意卷入其中，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在这种氛围下，大家不自觉地开始与陈毅保持距离。

饶漱石察觉时机已至，遂向陈毅列举了几项所谓的“罪状”：他指责陈毅擅自按照中央指示释放韩德勤，称其为越权之举；陈毅平日里的诗歌创作与围棋爱好，则被诬为小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而陈毅先前因病住院休养，也被恶意解读为对工作的消极态度。

如此一来，陈毅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陈毅在事后回忆称，那时他可谓是门庭冷落，竟无一人登门拜访。

10月16日的午后，军分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陈毅同志就“九月来信”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陈毅最后说：

“陈毅之短处与过错，纵然倾谈三天三夜亦难以尽数，然而，我对毛主席始终未曾有过任何异议，同样，我对政治委员制度亦无反对之意。”

我必须坦诚，在过往的历史中，我与毛主席曾就某些问题发生过分歧，然而这一切均出于对工作的深切关切，旨在将工农红军打造得更为强大。

初入革命队伍，我便肩负起了政治委员的重任，那时称作团指导员，后更名为党代表。我亦曾担任军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工一把手。我对政治委员这一职位怀有深厚的情感，又怎能反对这一制度呢？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饶漱石一番谈话及充分准备之后，原本旨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针对陈毅的批斗大会。

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向毛主席及刘少奇同志发送了一份内容冗长的电报。然而，电报中却对诸多事实进行了扭曲与篡改，例如：

“……（陈）曾与潘汉年进行私密会面，尽管潘汉年对我的行为持反对意见，但陈不仅未予阻止，反而在幕后予以支持。在政治首长莅临讨论工作之际，潘汉年四处散播关于我热衷于个人独裁、喜好打压同侪的传言，甚至诬指军长陈毅无所事事，只知沉迷于下棋。陈毅本人更是态度轻佻地予以证实，使得这些流言不胫而走……”

……自我踏入乡村不久，陈毅与潘汉年的行动便逐渐走向公开……他们公然对军政治部、华中局以及我个人进行了批评。在会议之中，潘汉年发表了一场全面而系统的演说，而陈毅则对其进行了总结，并明确表示潘汉年的观点完全正确。

军直会议召开后，我立即加强整风运动，军政治部、军司令部以及华中局诸位负责人……相继向我如实汇报了陈毅、潘汉年的秘密情况，众人对这一现象纷纷表示愤慨。

电报进而指出，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幌子，召集了二十余名部、科长参与会议，并在会上公开发表了对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的批评。

电报的结语处提及：“然恳请中央尽快选定兼备才德之军事政治骨干，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同时，本人亦郑重声明，在品德方面，“问心无愧”。实则此语意在恳请中央将陈毅调离新四军之任。

陈毅亦向中央发出电报，详尽汇报了事件的始末，并对自身平日言辞随意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电报结语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情绪：“漱石、汉年与我三人，思想交流已达共识，我们保证将继续同心同德，为党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

三、陈、饶态度不一

经过数轮电报交流，毛主席洞察陈毅与饶漱石在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综合考虑全局，加之召开七大的迫切需求，毛主席决定先行将二人分开处理。

11月8日，毛主席向华中地区发出电报，邀请陈毅同志前往延安参与七大会议。电报中明确指出：“我们热切期望陈毅同志莅临延安，参与七大。若陈毅同志能来延安并逗留约半年，期间其职务将由云逸同志暂代。七大结束后，陈毅同志将返回华中地区，并负责传达大会的方针。”

陈毅抵达延安之际，迫切地希望能对黄花塘事件作出说明。然而，毛主席却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态度，对他采取了冷处理策略。

毛主席对陈毅言道：“若陈毅同志欲探讨南方三年游击战及抗日斗争的宝贵经验，我自当召集一场会议，允你畅谈三天三夜。然而，若涉及与小饶之事，则请一句也无需提及。”

陈毅深谙分寸，遂不再提及此事，遂平心静气地向中央呈上了《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1944年3月15日，毛泽东主席向华中局以及新四军军分委发出了一份电报：

“关于陈、饶两位同志之间的争论，这纯粹是工作层面的分歧，⋯⋯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地区所发生的争论，这主要涉及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并不构成对总体战略路线的争执⋯⋯”

在抗战期间，皖南和苏南地区的工作中，陈毅同志始终忠实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这一点绝不能与项英同志的情况相提并论。无论是在内战阶段还是抗战时期，陈毅同志均功勋卓著，未曾犯有过路线上的错误。若某些同志对此两点尚存疑虑，则恳请漱石同志予以详细阐明。”

与此同时，陈毅亦向华中局、新四军军分委员会以及饶漱石本人发出了电报。

“⋯⋯在认识和应对某些问题方面，我时常发现自己存在偏差。⋯⋯对待人处事缺乏严正态度等陈旧作风，这些因素对我们的协作工作产生了不小的阻碍⋯⋯我深感愧疚，因为过去一年在华中地区的工作，我并未能倾尽全力。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在中央学习到了宝贵的教训。”

在这封电报中，陈毅几乎完全表现出了认错的态度，考虑到双方过往的资历与经历，这无疑等同于陈毅主动选择了谦卑。

收到此两份电文后，饶漱石于次日便以个人名义发出回复。他坚持己见，态度坚决，在致毛主席的电文中表达道：

“陈同志在思想意识和组织观念上尚存一些不足。对于统一战线、文化干部以及某些组织原则，他仍持有少数保守的看法。在对待历史问题方面，存在一些成见，并且偶尔还会使用一些恶劣的旧式作风。陈同志在来电中对此有所提及，因此我特意回复表示欢迎。然而，他的态度似乎仍显得不够明朗，特此详细告知于你，希望能对他提供一些帮助。”

在回复陈毅的电文中，饶漱石仍旧详列了陈毅所存在的问题。

陈毅在阅读了饶漱石的复电后，心中倍感委曲，遂致信于毛主席以诉衷肠。毛主席回信中言道：“⋯⋯在诸事之上，宜当忍耐，常思己过，弥补不足，兼顾全局。只要不违背大原则，便宜多宽恕他人⋯⋯然而，作为一名政治家，忍耐之术必不可少，此番见解，望你深思。至于感冒，宜多休息，减少活动，多吃些滋养之品。其他事宜，待面谈时再详谈。”

接获此信，陈毅的情绪明显好转。毛主席于次日，即4月10日，特地前来看望卧病在床的陈毅。陈毅深受感动，立刻表达了他的心情：“原本我心中充满怨气，此刻已全然消散，再无任何异议。”

1944年12月1日，陈毅在会后致信毛主席，言辞恳切地写道：“您在经过数年的整风运动，厘清路线原则上的分歧之后，展现了宽宏大量的自我批评精神，强调团结对外的原则，这种态度足以启迪众人，我建议将此信印发全党。华中的团结之路，亦应遵循此道。至于他人的批评和反对，虽有些‘事出有因，查实无据’，但自身存在的过分与不足之处，则是普遍现象……实不可取。”

毛主席在收到来信后，心情愉悦，随即回复道：“你的思路豁然开朗，无牵无挂，从此人生将遍布坦途。”

在七大落幕之际，陈毅同志荣膺中央委员之位，在毛主席的勉励和支持下，他重返华中局，继续肩负起工作重任。尽管陈毅与饶漱石在后来的工作中偶有微小的分歧，但总体上并未引发重大争议，双方在表面上仍能相安无事。

鉴于此，中央基于全局考量，不久便将陈毅从原职位上调离。继此之后，饶漱石与粟裕携手共进，成为工作实际中的主要搭档。在饶漱石与粟裕并肩作战的时期，饶漱石对我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岁月流转，饶漱石的胞妹经过深入细致的调研，以详实的数据全面展现了哥哥的成就。然而，她撰写的文章仅聚焦于对哥哥贡献的叙述，并未如当下网络上部分文章那般，试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后续事件更显问题。

1949年10月，毛主席先后两次向华东地区发出电报，力荐陈毅出任华东军委员会主席一职。然而，此时陈毅的胸怀已升华至更高层次，他主动向饶漱石提出，建议由饶漱石接任此要职，并进而向中央及毛主席提出此建议。毛主席随即回电，指示华东局对此事展开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呈报中央。

饶漱石显露了一丝小聪明，既未在会议上对此事进行讨论，也未遵循任何组织程序，便以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及毛主席作出回复：“考虑到陈毅同志身负多重职责，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饶漱石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基本能给饶漱石下个结论：

一他无容人之量，疑似有报复心。

二是缺乏大局观，执着小事。

三是玩弄手段，攀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