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员与张国焘密谈，24年后公布谈话内容，其中提到了邓公

(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参考来源：《美国官员与张国焘密谈》《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集（一九二五—— 一九四九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68年10月21日，香港某民宅内，美国官员米西兰尼奥斯问张国焘：“您对当下大陆时局有何高见？”

彼时，张国焘已流落香港多年，却因曾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美国政府视作了解大陆政局的关键人物。

此次访谈内容极为机密，直到24年后才公之于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国焘在谈话中，对一位重要人物做出了惊人预言。

这位被预言的人物究竟是谁？张国焘又为何会做出那样的判断？

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01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的经历充满争议与波折。

早期他投身革命，担任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职务，在革命初创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权力欲望膨胀，他妄图凭借军事力量要挟党中央，公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最终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歧途，甚至叛党投靠蒋介石，成为党史上臭名昭著的叛徒。

辗转到香港后，张国焘的生活陷入窘境。

他尝试与人合办《中国之声》杂志，却因经营分歧被合伙人驱逐；

参与黄金投机又遭遇亏损；妻子杨子烈在买菜时不慎摔伤骨盆，高额的医疗费用更让他陷入经济困境。

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美国相关机构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1961 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上门来，邀请他撰写回忆录，并承诺每月支付 2000 港元的报酬。

这笔收入暂时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

同时，美国政府部门也多次与他接触，希望他就中国大陆局势发表见解。

其中，他对邓小平的预判尤为引人关注，不禁让人好奇：他究竟如何评价邓小平？又为何能做出如此准确的预测？

时间回溯到 1948 年深秋，辽沈、淮海战役相继告捷，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时的上海，张国焘正带着家人匆匆收拾行装准备逃离。

站在窗前，望着街道上慌乱的人群，他满心焦虑，对未来感到一片迷茫。

就在这时，毛人凤打来电话，语气冷淡："张国焘，你留在大陆比去台湾更有用，这样我们在共产党内部就有个老熟人。"

张国焘立刻明白，这是蒋介石的意思，自己早已被国民党高层边缘化。

他无奈地回应："毛先生，我实在无处可去了。"

毛人凤语气强硬："这是 ' 老头子 ' 的决定，没有商量余地。"

放下电话，张国焘看着妻子和年幼的三个孩子，心中满是酸楚。

最终，一家人还是带着简单行李，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船只。

抵达台湾后，他们被安置在一家招待所，本以为只是临时落脚，没想到一连数月无人过问。

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张国焘只能带着家人悄悄离开，辗转来到香港。

02

1949 年冬天，香港街头满是穿棉袄、裹围巾的行人，挑着担子的小贩沿街吆喝，黄包车轮子碾过湿漉漉的路面，溅起细碎的水花。

张国焘用 “凯音” 这个化名，在尖沙咀租了间带阳台的小公寓，阳台晾着妻儿的衣物，才算有了落脚处。他拉上几个旧相识凑成 “民主战斗同盟”，又在轩尼诗道租下两间临街房当《中国之声》杂志社，自己坐在靠窗的木桌前写评论，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混着街面的电车叮当声，成了每日的背景音。每月领了微薄的稿费，他总要先去菜场割两斤肉，给三个正长身体的孩子改善伙食。

在香港的这些日子，张国焘常和程思远碰面。程思远是原国民党桂系的老人，两人在重庆时就有交情，如今都在香港讨生活，倒多了几分惺惺相惜。

这日午后，两人坐在上环一家老字号茶馆里。穿短褂的伙计端来两杯普洱，粗陶茶杯壁上结着茶垢，邻桌几个商人正扯着嗓子谈生意，穿旗袍的女客用手帕捂着嘴笑，茶叶在滚水里舒展，一股陈香慢悠悠地飘散开。

张国焘端起茶杯，拇指蹭过杯沿的缺口，抿了口茶，茶水带着点涩味滑进喉咙。他放下杯子，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叹了口气：“思远啊，你说咱们在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今天你斗我，明天我算计你，到头来像戏台子上的龙套，跑断了腿也成不了主角，有什么意思？往后这些事，我是真不想沾了。”

他停了停，眼角瞟向窗外背着书包跑过的孩子，声音低了些：“咱们的娃，得让他们好好念书，将来做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能给新中国添块砖、加片瓦，就比啥都强。”

程思远握着茶杯的手转了半圈，杯底在桌面磨出轻微的声响。他看着张国焘鬓角的白发，脸上没什么表情，听完只是点了点头，端起杯子喝了口茶，茶梗在杯底沉沉着，没接话。这年头局势乱，谁也说不清哪句话会惹来麻烦，少开口总是稳妥的。

可张国焘在杂志社的日子越来越难。编辑老王总说他的评论 “跟不上趟”，好几次把他写好的稿子改得面目全非；发行员老李嫌印厂要价高，天天在会上拍桌子，说再这么干就得关门。每次开会，长条木桌两边的人都红着脸吵，烟灰缸里的烟头堆得像座小山，唾沫星子溅到墙上贴着的 “社训” 上。张国焘攥着钢笔，指节发白，说破了嘴皮也没人听，夜里躺在床上，听着妻子翻身的动静，心里像塞了团乱麻。

吵到第三回，他把社长的木牌子摘下来，放在桌上，收拾好自己的搪瓷缸子，头也不回地出了杂志社。

03

1950 年夏天刚过，报纸头版天天登朝鲜打仗的消息，金银铺的伙计站在门口喊 “金价又涨了”。张国焘路过德辅道的银行，玻璃窗里的电子牌数字跳得飞快，他盯着那串不断往上窜的红色数字，手心直冒汗。

他不懂什么 K 线图，也分不清多头空头，只听见邻居阿婆说 “买黄金能发大财”。家里的米缸见了底，小女儿的学费还欠着，他咬咬牙，从床板下摸出那个牛皮纸包，五千元美金是全家最后的指望，是他当年从重庆带出来的家底。他揣着钱跑到交易所，柜台小姐噼里啪啦打着算盘，给他开了张黄纸单据。

头半个月，金价真像长了翅膀往上飞。张国焘每天早上去报摊买份《星岛日报》，手指点着财经版的数字，嘴角忍不住往上翘，盘算着等赚了钱，先给妻子买台缝纫机，再给儿子买辆自行车。

谁料到秋天刚过，报纸上登出朝鲜停火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交易所的电子牌数字往下掉，像断了线的珠子。张国焘挤在人群里，看着那串数字越来越小，腿肚子直打颤。等他跌跌撞撞跑回家，手里的单据皱得像团废纸，五千元美金连本带利全没了。

他坐在藤椅上，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缭绕中，看着妻子把咸菜坛子擦了又擦，大儿子放学回来，书包带子断了还在用绳子系着。一家五口的吃穿用度，全靠大儿子在洋行做学徒的那点工钱，买棵白菜都得掂量半天。

夜里睡不着，张国焘坐在阳台上，望着对岸深圳的灯火，心里慢慢冒出个念头：回大陆去。毕竟自己早年在党内待过，如今听说大陆处处在搞建设，或许回去能有口饭吃，哪怕扫大街也行。

1953 年清明刚过，他托出版界的陈先生牵线，在铜锣湾一家咖啡馆见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金饶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开口时声音有点发颤：“金同志，我看报纸上写，大陆解放后变化很大，心里实在高兴。我在香港这几年，孤孤单单的，想回北京去，在党领导下做点事，哪怕是抄抄写写也行。”

金饶如记着笔记，听完点了点头。没过几天，张国焘又找了张信笺纸，趴在桌上写了三封信，分别给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笔尖蘸着蓝黑墨水，写得格外用力，纸背都透了墨。他把信折成小方块，用胶水封在牛皮信封里，郑重地交给黄作梅：“麻烦你一定送到。就说我这几年想了很多，真心想回党的身边，做点能做的事，赎赎过去的错。”

04

黄作梅不敢耽搁，立即派人将这封信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由其转交给中共中央。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的回复传来。

回复表示，张国焘愿意回来，中央是欢迎的。

但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张国焘必须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

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并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

张国焘接到回复后，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眉头紧锁，沉思了很久很久。

他心里清楚，承认这些错误，意味着要直面自己曾经最不堪的过往，要向曾经被自己伤害的党和同志们低头认错。

他虽渴望回到大陆，改变如今窘迫的生活，但自尊与过往的倔强，让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接受这个条件。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而停下，望向窗外，眼神中满是纠结与挣扎。

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不肯接受这个条件。

即便如此，张国焘仍不甘心，他觉得自己如今生活如此艰难，大陆方面或许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拉自己一把。

于是，他又开始想方设法，试图寻找其他途径，能让大陆帮助一下自己……

1955 年，张国焘通过在香港结识的友人，向人民政府提出，想把自己的二儿子送往广州的中山医学院读书。

他心里清楚，以自己如今在香港的艰难处境，若孩子能在大陆接受良好教育，将来也能有个好前程。

这个请求很快被上报，最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

就这样，二儿子踏上了前往广州求学的路。

五年之后，学有所成的儿子从中山医学院毕业，回到香港，顺利成为了一名医生。

05

1958 年 10 月，张国焘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局。

他四处打听，辗转托人向中央传达自己的想法，表明愿意为中国政府做些事情，只希望能得到一些生活补助。

那时的他，在香港经济窘迫，生活的重担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实在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对于张国焘的这一请求，毛主席和刘少奇商议后，采取了相同的应对办法，明确指示。

如果张国焘能够彻底和美国人断绝往来，与之前为美国提供情报等行为划清界限，那么中央可以考虑给予他生活补助。

在香港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张国焘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

《中国之声》杂志的经营失败，炒黄金的血本无归，妻子杨子烈摔伤骨盆后的高额治疗费，这一切如同沉重的枷锁，将他死死地束缚在困境之中。

然而，命运的齿轮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动。

美国亚洲研究中心听闻了张国焘的处境，同时也看中了他身上所蕴含的 “价值”。

在他们眼中，张国焘曾长期身处中共核心领导层，对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过往经历、性格特点、兴趣爱好……

乃至彼此间的交往互动和政策运作机制，都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深刻了解。

若能从他口中获取相关信息，对于美国研判中国大陆的局势，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于是，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人员主动找上了张国焘。

他们言辞恳切，向张国焘表明来意，并许下了丰厚报酬的承诺。

起初，张国焘心中满是犹豫，他深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已让自己与中共彻底决裂，如今再向美国人透露这些信息，无疑会让自己陷入更为不堪的境地。

但生活的重压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在反复的思想斗争后，为了摆脱眼下的经济困境，张国焘最终还是动摇了。

06

他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眉头紧锁，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曾经与那些中共领导人共事的场景。

许久之后，他缓缓开口，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人员。

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与坚定信念，到周恩来的睿智机敏与顾全大局，再到朱德的沉稳坚毅与卓越军事才能……

他一边回忆，一边讲述，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美国驻港总领事听闻张国焘对中共要人的了解如此详尽，也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 1953 年 7 月起，这位总领事先后拜访张国焘约 20 多次。

每次会面，总领事都带着诸多问题，急切地想要从张国焘口中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而张国焘，在一次次的交谈中，逐渐适应了这种 “出卖情报” 的角色。

面对总领事的询问，他绞尽脑汁，尽可能详细地作答，期望能借此换取更多的利益。

随着与美国人接触的增多，张国焘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那些丰厚的报酬，让他暂时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家中的生活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1961 年，命运再次向张国焘抛出了橄榄枝。

美国堪萨斯大学找到了他，希望他能撰写回忆录。

校方表示，在他撰稿期间，每月会提供 2000 港元作为研究费，唯一的条件是写成后授予该校该书的英文版权。

此时的张国焘，已过花甲之年，回顾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心中五味杂陈。

他深知，这或许是自己最后一次能获得稳定收入的机会，也是一个可以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的契机。

于是，他欣然答应了堪萨斯大学的请求。

此后的四年时间里，张国焘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全身心地投入到回忆录的撰写中。

他时而陷入沉思，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时而奋笔疾书，将那些记忆中的人和事诉诸笔端。

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仿佛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反思。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

1968 年 10 月 21 日晚，香港九龙尖沙咀一处普通民居内，窗帘紧闭，屋内仅开着一盏昏黄的台灯。

三名身着深色西装的美国官员正坐在木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几杯早已凉透的茶水。

张国焘坐在他们对面，手中夹着的香烟微微颤抖，烟灰落在褪色的中山装前襟上。

"张先生，我们对您在中共早期的经历非常感兴趣。"

为首的美国官员翻开笔记本，目光紧盯着张国焘，"特别是您对现任中共高层的判断，这对我们了解大陆局势至关重要。"

张国焘沉默良久，掐灭香烟，缓缓开口："要说现在的中共，有个人不得不提

—— 邓小平。

这个人不简单，我和他共事过，知道他的厉害。" 说到这里，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既有不甘，又有某种程度的钦佩。

"您的意思是？" 另一名官员立刻追问。

"别看他现在被打倒了，但我敢说，只要时局有变，他一定会重新站出来。" 张国焘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

"这个人有魄力，有决断力，处理起事情雷厉风行。当年在江西苏区，他就敢跟王明他们对着干；抗战时期在太行山，把根据地治理得井井有条。"

07

美国官员们迅速记录着，房间里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张国焘停顿片刻，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继续说道："更重要的是，他懂经济。我在江西时就发现，他搞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很有一套。现在大陆最需要的就是发展经济，只要有这个需求，邓小平迟早会回来。"

"那您认为他回来后会对中共产生什么影响？"

张国焘靠在椅背上，沉思片刻："如果邓小平重新掌权，中共的政策肯定会变。他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抓阶级斗争，一定会想办法搞建设。

但他也不会完全否定过去，会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不过..."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顿，眉头紧皱。

"不过什么？"

"不过他要面对的阻力也不小。党内还有很多人坚持极左路线，这些人不会轻易放手。所以邓小平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他如何处理这些矛盾。"

张国焘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忧虑，仿佛预见了未来的政治斗争。

这次密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已是深夜。

美国官员们带着记录匆匆离去，而张国焘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望着窗外的夜色发呆。

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段随意说出的判断，会在 24 年后引起轩然大波。

1992 年，美国政府解密了这批谈话资料。

当张国焘对邓小平的预言公之于众时，立刻在国际社会引发震动。

人们惊讶地发现，早在 1968 年那个特殊时期，这个曾经的中共叛徒，竟然如此准确地预见了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此时的张国焘早已离世多年。1979 年冬天，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中因肺炎去世，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陪伴。

而他当年预言的主角邓小平，正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带领中国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禁思考：张国焘为何能做出如此精准的预言？

一方面，作为曾经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他对党内主要人物的能力和性格有着深刻了解；

另一方面，或许正是因为远离政治漩涡，他反而能更冷静地分析局势。

但无论如何，这段尘封的往事，都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公开，人们对张国焘的认识也变得更加复杂。

他曾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却因个人野心走向分裂；晚年为生活所迫向美国提供情报，却又意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预言。

这种种矛盾与挣扎，构成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而 1968 年那个夜晚的密谈，最终成为了他人生中又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