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后代亲述：叶群隐藏故事！

01

叶群的形象在我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这一切皆因一幅六十年代初期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林彪在公园中闲庭信步，那是一个平凡的午后。他身着一件朴素的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帽子，身旁陪伴着一位同样着装朴素的女士。他们与普通游客无异，悠然自得地漫步，周围并无任何引人注目的警卫人员。在那个时代，中国领导人的肖像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中央位置高挂毛主席的画像，两侧则是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以及总书记邓小平的肖像。这些领导人的形象因频繁出现在报纸和画报上而家喻户晓，唯有陈云和林彪相对低调，他们的夫人也鲜少为世人所熟知。

文化大革命如狂潮般席卷全国，众多学校纷纷暂停了日常课程，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子们奔走相告，不论首长接见讲话的地点在何处，他们均争先恐后地前往。鉴于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中担任要职，我对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的活动尤为关注。每当有消息传来，我便毫不犹豫地立刻出发。在拥挤的人群中，我远远地瞥见了叶群，她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的成员之一。

1967年一月，我的父亲不幸遭遇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暴力袭击，身受重伤，生命垂危。正是在这危急关头，叶群遵照林彪的命令，迅速将他解救，并安排在西山休养。那片土地，往昔曾是中央军委战时的指挥中心，一处军事禁地。我们全家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作出的这一英明决策充满感激，同时，也对叶剑英以及那位深夜赶往总后勤部大院接应父亲的叶群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1967年三月尾，周总理及叶帅等高层领导人在总后勤部的大厅内主持了一场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我父亲恢复职务的命令。当年暮春之际，一个寂静的深夜，我恰巧站在总后勤部住宅区的门口，一辆小型轿车突然驶近，车内有人询问此处是否是邱部长的居所。在我确认无误后，对方又问及我的母亲是否在宅中，我答道她确实在。

邱会作与胡敏

转过身来，轻轻推开那扇车门，一位中年妇人缓缓步入视线，她细细端详一番，惊喜地喊道：“是你！”随即，她的目光中闪烁出认出的喜悦。我微笑着回应：“您好，我是老二。”随即提高声音向屋内喊道：“有人来访了！”随后，我领着叶群向屋内走去。叶群一瞧见等待在家的母亲，立刻热情地表达了自己的来意，既是为了探望她们和孩子们，也是为了亲眼看看家里的模样。

在母亲的引导下，叶群四处张望，心中不禁涌起赞叹：“没想到，你们的家竟如此朴素。”说完，她便坐下来与我母亲畅谈。她们的谈话内容，无非是些琐碎的家常，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政治纷争。叶群用标准的北京话与我母亲交谈，态度和蔼可亲，言谈之间洋溢着善意与愉悦。

叶群并未流露出当时“中央领导”应有的威严，她的神情反而显得尤为亲切与随和，宛如时常上门串门的邻家阿姨。她的停留时间不过短短的一瞬，便打算起身告别。就在她即将离去时，我不由自主地掏出自己的《毛主席语录》，诚恳地请求她题字留念。我自己都感觉这一举动有些冒昧。然而，叶群却对此毫不在意，接过语录本，在扉页上挥毫题写了“读毛主席的书”，并在落款处署上了“叶宜敬”的名字。我惊讶得无言以对，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随即解释说，这其实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本名。

初识叶群，她，1920年诞生于福建闽侯，出自一脉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年起，叶群随父亲迁至北京，于小学就读，其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踏入青少年时代，她便开始接触并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求学期间，她积极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次年伊始，她便逐步步入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解放先锋队她光荣地踏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并于1938年毅然踏上了延安的沃土。她曾肩负起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的重任。然而，她的成就远非常人所料想，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红军时期，她已经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

02

1967年，八一建军节临近之时，母亲携我们踏上了一段外出之旅，目标直指林彪的居所——毛家湾。对我来说，那片地域并不生疏，因为我的母校——北京四中与毛家湾仅一线之隔。每当夕阳西下，我放学归家的路上，总会路过那里。在备战高考的体检期间，我们选择了平安里医院进行检查，而这所医院与毛家湾的林彪住所仅一墙之隔。体检过程中，同学们议论纷纷，隔壁的邻居便是我国最年轻且以卓越的军事才能闻名的元帅——林彪。

今日我重返毛家湾，发现昔日平安里医院的所在地，如今已成为中央警卫团的驻所。步入院落，叶群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亲自引领我们走进一间布置简洁的客厅。她向母亲透露，鉴于自己与邱部长的交往日益密切，家中聚会不多，因此特意邀请我们前来欢聚一堂，共享欢乐时光。后来我才了解到，为了强化军队的领导力，中央设立了军委“四人小组”（即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成员包括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以及叶群，我的父亲也因此与叶群成为了同事。

林立衡、叶群、林彪、林立果

当天活动的参与者中亦包括林立衡，亦即林豆豆。我曾在报纸上拜读过她追忆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散文，以及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撰写的《爸爸教我写文章》，由此得知她曾任职于空军报社。我们拜访期间，林立果向我们母辈问候，随后便离去了。他是北大的一名学子，毕业于北京四中，比我高一年级。虽然我们相识，却未曾有过深入的交流。他此次问起：“你在清华吗？我们四中时似乎见过。”林立果身着空军制服。在我北大时观看大字报时，曾听闻同学们提及，他已从校方参军，加入了空军行列。

在与母亲的交谈中，叶群特地引入了九岁的妹妹参与对话，细心地询问她的日常生活。鉴于自小学至大学，学校均已暂停授课，妹妹的学业受到了影响，她便常常与小伙伴们一起，吟唱歌曲、翩翩起舞，同时肩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的重任。得知此事后，叶群转而向身边的林豆豆提议，为妹妹挑选一些有益的书籍，并郑重强调，从孩提时期开始就要重视阅读与学习，切不可让宝贵的时光虚度。

叶群所提及的“优秀书籍”究竟涵盖了哪些著作？这问题激发了我浓厚的探究欲望。在那个时期，市面上广泛流传的是那些封面精美、内容赞颂“红太阳”的《毛泽东选集》等作品。这些书籍不仅象征着忠诚，更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居民们每天清晨都会进行“早请示”仪式，手持《毛主席语录》挥舞，而“天天读”活动则强制大家阅读并记忆毛主席的著作选段。

数日之后，如约而至的几册书籍终于到手，虽然它们的年代略显久远，但无一例外，都是文革之前的儿童读物。那些熟悉的《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等作品，依然清晰如初，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几本零散的《十万个为什么》也混杂其间。我随手翻阅了几页，惊喜地发现，每一本书的脊背上都贴有公共图书馆特有的编号标签，甚至有些封面上还赫然印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显著标志。

《西流水村的孩子们》这部作品，其情节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我小学三年级的一个暑假，学校为我们推荐了这本课外阅读书籍。书中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北方农村一群少年儿童的日常生活画卷。其中，有一个片段尤其令我难以忘怀。孩子们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家的布鞋，依次将它们放置在村边铁路拐弯处内侧的铁轨上，这一举动最终致使飞驰而过的日军军列失控翻覆。这群无畏的少年因此被敬奉为“抗日小英雄”。

自那以来，叶群接连赠送了多本毛笔书法字帖，以及她亲笔题写的条幅。其中，有几幅是特意为我妹妹挑选的。尽管具体内容如今已难以悉数忆起，但每一幅都蕴含着鼓舞人心、激发勤学精神的格言或古训。叶群的书法笔力遒劲，字体挺拔，初看之下，仿佛柳公权的书法杰作，字与行之间的布局井然有序。然而，当我仔细审视，方才察觉她在落笔之前，曾用铅笔轻轻勾勒出网格，待毛笔字完成后，她又巧妙地抹去这些线条，仅留下几丝不易察觉的网格痕迹。尽管书法杰作需要深厚的功底，非一日之功，但叶群的专注与勤勉，依旧让我心生敬意。那段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因为在那个年代，墙上挂的、书页上印的，几乎都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语录。而叶群书写的那些当时被视为“四旧”和“封资修”的内容，却让我感到新奇无比。自那之后，我开始主动搜集并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历史与哲学著作，以确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能够充实自己，不虚度光阴。

03

在那个年代，每隔三四个月，叶群便会邀请我们至她的府邸欢聚一堂，主要的娱乐活动便是观赏电影，影片囊括了国产的佳作以及香港的精品。在那个文革时期，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岁月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难得的精神盛宴。在闲暇时光，叶群与我的母亲谈笑风生，话题总是围绕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展开。鉴于我母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之间的对话总是那么融洽而愉快。

我所遇见的叶群，总是身着戎装。犹然记得，母亲曾赞叹她的衬衣色彩雅致，叶群便轻轻褪去军装的高领，露出真容。原来，那竟是一件无袖的“假领子”。她笑着解释说，这种设计既节省空间又便于洗涤，但在穿着时却需格外小心，以免不慎暴露了秘密。

那年的新春佳节，母亲带我前往拜访叶群。我们于客厅稍作歇息，忽有一工作人员悄声向叶群耳语数语。叶群随即转过头，轻声对我道：“首长有命，欲了解你所在学校的最新情况，你速去一探究竟。”

踏入一间宽敞的长形会客厅，面积大约三十平方米，却显得空旷无垠，仅有一对对面的旧式沙发孤零零地摆放其中，别无他物。林彪正坐在那里，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拘谨。他示意我坐在他身旁，那慈祥的目光让我心中的紧张逐渐消散。林彪便询问我在清华大学的经历，学生们正忙于何事。我大致向他做了介绍，提及了校内那些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活动。在叙述中，林彪只是静静聆听，当我谈到造反派对老师进行批斗、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甚至派遣人员前往全国各地参与夺权、参与暴力事件时，林彪轻声说道——“这恐怕不妥。”他的脸上瞬间掠过一丝不快之色。

在长达近二十分钟的交谈过后，内勤人员缓缓踏入房间。他手中紧握着一大盘子，盘内整齐地陈列着一只常见的保温杯、一卷擦拭双手的毛巾以及一套餐具。他将保温杯轻放在茶几之上，随即缓缓揭开盖子，只见一只以白开水浸泡而成的白面馒头安静地卧于杯中。

我被引领至餐厅，只见叶群正与我的母亲及弟妹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摆放着四道色香味俱佳的佳肴，分别是青椒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炒白菜，以及那盘色泽鲜艳、诱人食欲的红烧对虾。叶群微笑着说道：“咱们都是自家人，无需太过拘谨。”豆豆紧接着补充道：“平日里家中并未如此丰盛，今天特意多准备了些菜肴。”她伸出手指，指向那盘红烧对虾，眼中流露出对美食的喜爱。

随着夜幕降临，电影散场，我们即将踏上归途。叶群亲自将我送至门口，语气温和，她由衷地赞叹：“老二你见识非凡，智慧过人。”我想，她这番话或许是在回想起方才林彪与我之间的那段对话。

04

1968年4月6日的黎明时分，我被父亲的呼唤从沉睡中唤醒。他开始审问我是否在校园中传播过关于中央文革的消极言论。我如实相告，春节期间在林彪的宅邸，我曾对造反派的情况有所评述。由于近期肝功能检查出现了异常，我一直在家中休养，尚未回到学校。父亲对我严厉地斥责：“不要给我添乱，离我远点！”清晨7点钟，我匆忙被送往西郊机场，登上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中）的航班，离开了北京，最终抵达了驻扎在广东的解放军四十二军。我以“程光”这一与我的真实姓氏谐音的名字，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踏入军旅生涯的征程，这是我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其中叶群的影子若隐若现。然而，这一真相的揭露，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才逐渐领悟到。

江青

正是在1968年4月5日的那个夜晚，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出示一叠文件，宣称：“邱会作之子成为清华大学反对中央文革运动的领军人物，理应被逮捕并依法惩处。”在此之前，江青曾多次采取此类手段整治“联动”红卫兵组织，导致包括董必武在内的众多高级干部的子女被捕入狱，遭受虐待之苦。

面对江青的周密审查，叶群机智地回应道：“老邱的儿子早已投身军旅，远离了京城。”江青无言以对。后来我得知，叶群曾私下联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请他转告清华大学的相关负责人，切勿对老邱的儿子进行过度追查。尽管如此，我始终保持警惕，在部队中，除了师团的主要领导知晓我的真实身份外，其他人并不清楚为何一个大学生会突然加入连队。这样的安排不仅保障了我的安全，还避免了特殊关照，让我在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得到了锻炼。尽管部队生活极为艰难，但与那些被江青点名抓捕、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相比，我的境遇已经好很多。

自1969年始，我国大学生就业分配机制正式拉开帷幕。得益于他人的关照，我的个人档案得以与分配至广州军区的一众大学生们同步，从校园转送至军队干部部门。因此，在这场由江青掀起的针对人才的动荡中，我幸免于难。

05

服役期满半年之后，我被分配至团政治处，担任见习宣传干事，从而获得了休假的便利。每当每年假期返回北京，我总有那么一两次机会，在叶群的指示下，带着孩子们一同前往毛家湾。那里的时光，或是悠然漫步，或是共同观影，总是充满了温馨。叶群对待其他高级干部同样如此，无论是远道而来的军队领导及其家人，还是驻守北京的，她都一视同仁。每当我与叶群相遇，她总会亲切地与我交谈，关切地询问我在部队的服役和生活状况。

1970年七月尾端，我在休假期间，亦协助部队处理了若干事务。重返北京后，我目睹母亲拨通了北戴河的电话，得知叶群及其一行人正居于那里。电话的另一端，母亲与叶群就我哥哥的婚事展开了交谈。

我未来的嫂子名叫张克非，她是我国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独生女。然而，不幸的是，张部长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遭到了矿业学院造反派的残酷迫害。他的遗体上留下了明显的勒痕，脑后血洞触目惊心，前额亦遭受重创，导致严重塌陷。全身伤痕累累，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总计三十多处。尤其是背部的伤口，每一道都是用刀残忍割开，这就是所谓的“千刀万剐”的酷刑……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将张霖之指责为“刘少奇在煤炭战线的代理人”。造反派却宣称他是“自杀”，试图以此逃避对人民的交代。

在文革这位遇难者英勇捐躯之际，我耳畔又传来了其他的声音。我的友人，王秉璋的儿子，曾向我提起，林彪曾对王秉璋说过：“你大可不必畏惧造反派！即便张霖之未曾畏惧，最终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回顾解放战争时期，王秉璋曾担任二野11纵队的司令，而张霖之则担任政委。张霖之并非林彪的直接下属，林彪能作出如此表述，充分体现了他对遭受造反派迫害者的深切同情。

尽管如此，在那个特殊的时局中，哥哥的婚事似乎陷入了僵局，其关键在于对一位曾受毛泽东亲自指点的部长所遭受的不公表示了不满。然而，到了1970年的夏日，局势出现了转机。我的父亲倾尽全力，叶群亦伸出援手，他们成功联络到了周恩来，并提出了以“内部结论”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1970年7月29日的深夜，时间已接近子夜，然而父亲却出乎意料地提前回到了家中。他叮嘱我，等到次日拂晓时分，你须前往克非家，转告他们：“总理已经对他们家的事宜给予了同意。”至于周恩来总理的具体批示，父亲已向我详细说明，其核心要点可在《周恩来文选》中找到：“张霖之同志在武斗与逼供的混乱中不幸离世……张霖之同志的去世应被视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及其子女，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牵连，应当如同对待革命干部家属一样对待……”

拂晓六时稍过，我急匆匆地来到了西单边上的酱房胡同29号张宅。那时，胡同里人迹罕至，我连续敲了许久院门才有人应声开门。慌忙中，小保姆为我打开了房门。屋内的张部长夫人李蕴华女士误以为是有敌对势力前来滋扰。我简要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李姨听后情绪颇为激动。在她情绪稍微平复之后，她突然发问，为何不直接提及“平反”，而是只提到“张霖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我遵循父亲的指示解释，这样做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平反，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

归家之际，我将李姨所说的“不够扎实”情形，向父亲详尽地述说。

“孩子们目前还在外地，老邱对于总理的这种审批方式有所顾虑。”我的父亲回应道：“总理，是否可请您亲自提笔批示？”周恩来如是回应道，“孩子们的婚事不可拖延。”话音刚落，他即刻执笔，迅速挥就了一张便条。

06

1971年夏日将尽之际，我再度踏上回家的征程。团里计划选拔一名干部，这位干部来自东北辽宁，因家庭琐事需外出确认，此类事宜通常在人员出差或探亲时一并办理。此次，部队选中了我承担此任务。公务结束后，我有幸获得休假，于是途经北京时多停留了数日。在这期间，我发现母亲与北戴河的叶群频繁通电话，通话内容多涉及林豆豆的婚事。8月4日，母亲突然告知，叶群从北戴河归来就医，她和父亲计划前往探望，并热情邀请我也一同前往。在前往北戴河的路上，父母商议后决定，鉴于父亲事务繁重，他将先行离开，并叮嘱母亲在稍作停留后便离去，以免失了礼节。果不其然，父亲抵达叶群处后，仅寒暄数语，便起身告别。

“真的吗？或许我们之间有某种联系也未可知。”

林豆豆、叶群

林豆豆引领一位青年男子到来，叶群随即为他介绍，称之为小张医生。在母亲的询问中，我惊讶地得知，这位医生竟然是我在一二四师师医院担任医务所长的同仁。尽管我目前在下属的团里工作，但我们毕竟同属一个师系。小张医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为朴实而敦厚。

“这难道是放屁声？”小张欲言又止，我母亲则耐心解释：“这确实是放屁，而‘出恭’则是拉屎的委婉说法，‘虚恭’则是中医对放屁的一种委婉称呼。”小张略显尴尬地脸颊泛红，提到病人的腹部逐渐恢复正常，能够自行回家。我母亲评价说，老太太因与子女发生争执而受到精神刺激，影响了肠道蠕动，造成消化系统内气体积聚，药物效果不佳。目前，治疗应侧重于心理疏导，辅以针灸。随着患者体内气体排出，病情自然会好转。她称赞小张，强调准确诊断病因和针对症状用药的重要性，认为他的治疗方法非常适宜。

母亲轻声细语地对叶群说道：“小张不仅西医的学问扎实，对中医也有深入研究，而他最难得的是极高的悟性。成为一名卓越的医生，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听到这番话，叶群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微笑。

07

1971年9月，那场突如其来的“九一三事件”如同一股旋风，彻底颠覆了我的人生航向。我被强制从部队押送至广州，参加了所谓的“学习班”，然而这实际上是一场无情的审问。与我同行者，还有我们团中一位年仅二十余岁的孙姓副连长，他主管着三营的炮连。我对他并不陌生，他是一位1968年应征入伍的战士，曾担任过班长。记得有一次，上级部门对实弹射击进行了检查，他……82无后坐力炮“不许动他们，对孩子要一视同仁”，我们才得以重返部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自那以后，我与那位副连长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无话不谈。我好奇地探究，为何他会遭遇这样的“特殊待遇”，他向我解释道，这一切都与他与叶群的血缘关系紧密相连。

自“九一三”事件发生以来，林彪及其亲信叶群的家族成员无一幸免，均受到了详尽无遗的审查。直到他步入“学习班”，方才深刻意识到，自己被指控的“罪状”竟源于出身。叶群的胞弟，早在1936年便投身革命事业，并于1949年晋升为解放军师级指挥官，在一场激战中英勇捐躯。当时，他的妻子正怀着身孕，遗腹子出生后，便随母亲改嫁给了姓孙的一位干部。母亲始终未曾向孩子透露过这段过往，外界对此也鲜有了解，孩子成年后，一直以为继父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中央专案组迅速追溯至这鲜为人知的叶家血脉，对其进行了法律制裁。

我向他探询他邂逅叶群的机缘，他回想起，那是在1966年的严冬时节，那时他尚在读中学，因参与串连活动来到北京，感到既陌生又无助，身陷无米之炊的困境，几乎沦落到街头流浪。幸好，他在一家收容所里，向远方的母亲拨通了电话，期盼着被接回。翌日，一位军人前来，将他带到军队招待所妥善安置，并为他提供了饮食及洗漱的便利。在他即将被遣返的前夕，那位军人领他在大厅中多次盘问。此时，一位妇女路过，目光久久地凝视着他。他回身望去，她便转身离去。不久，她再次路过，眼中流露出一丝不舍。由于只是一瞥而过，他当时并未认出她是谁。然而，后来他得知，那一次，她正是叶群秘密会面的对象。

这段话触及了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感。叶群在未征得养父许可的情况下，原本打算接纳这位素未谋面的亲生骨肉，然而她选择了克制，不愿打破母亲及养父一家的宁静与和谐。尽管办案人员清楚，早年遗腹子与二十多年后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并无直接联系，他们却强行将其纳入调查范围，以此向领导邀功，凸显清查工作的全面性。相较之下，叶群的举止显然比那些轻易揭开他人过往创伤的人更为宽容，她至少尊重了别人的选择，行事亦不失人情味。

鉴于那名副连长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指责他的把柄，他最终因“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处理，并被责令退役。在告别军旅生涯的前夕，他与我秘密进行了一次会面。他向我诉说着自己目前的处境，既苦闷又尴尬，尽管他的养父是军级干部，却无法为他的儿子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他努力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却屡遭碰壁，最终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在西北某城市找到一份工人职位。我安慰他，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至少比我强，他还有自己的家庭，还有深爱着他的父母。而我，却连父母的生死都不曾知晓。

08

文化大革命终究落下了帷幕，我在十年离别的岁月之后，得以与父母和那些在艰辛岁月中幸存的朋友们重逢，林豆豆便是其中一位。1988年，当父亲从西安的“保外就医”之地返回北京省亲之际，林豆豆特意前来探望。在他们的交谈中，叶群的名字不可避免地被提及。在那场前所未有的批判狂潮中，叶群被普遍视作最为恶劣的女性，被认为是派来潜伏的特务。但林豆豆透露，叶群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朱德亲自为林彪所安排的。尽管叶群本人并不情愿，但在毛泽东等人的劝说下，她最终还是答应了。我深知，在那个时代，所谓的“做工作”，不过是“组织分配”和“强迫”的委婉说法。

在与父亲的交谈中，豆豆无意间流露出一个看法，即叶群的行为有所不妥，这一观点间接地为豆豆的父亲带来了不少烦恼。

林豆豆

父亲话题一转，转而谈论其他，巧妙地绕开了这个敏感的议题。当林豆豆准备离开时，似乎父亲有某些私话想要与她单独细说，我便趁机暂时退出了。豆豆离去后，我好奇地询问父亲，究竟有何要事需要单独与豆豆谈论。父亲解释说，某些话语确实更适合与豆豆单独沟通，他坚决反对豆豆将责任归咎于母亲，坚信这并非豆豆母亲之过，而是源于对豆豆父亲的不当误解。

在征求了父亲的看法后，他提出了以下三点观点：首先，尽管叶群存在一些问题，但鉴于她是冤案受害者，而“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尚未大白，那些针对她的指控往往缺乏根据，怎能单方面将所有责任推给她？其次，针对豆豆对叶群与江青频繁往来的不满，父亲进行了说明，指出其中不少场合是周恩来安排叶群出席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江青方面的动态，为应对做准备。在此过程中，叶群协助周恩来处理了大量事务。

我需指出，叶群不时有与江青合谋散播不实言论的行为，此举动引来了诸多困扰。

父亲曾言，叶群与江青虽同病相怜，却各有各的抒怀之道。她们在遭遇烦恼时，都会选择向外人倾诉，但二者的方式却有所不同。江青随心所欲，无论身处何地、何时，她总是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乐在其中，畅所欲言。而叶群则显得更为理智，她只对信任之人吐露心扉，且在言辞上亦能掌握分寸。

父亲再次提起，叶群性情热情洋溢，智慧出众，记忆力非凡，人脉广泛，行事举止亦颇显得体，绝非能与江青那种蛮横无理的恶妇相提并论。叶群所欠缺的，是历经多年党内斗争的磨砺，以及长期在艰苦的领导岗位上所铸就的品格。她往往言辞连珠，滔滔不绝……父亲语调平缓，仿佛只是在谈论一位偶然遇见的熟人。

我提出，现有一观点流传甚广，即叶群导演了“九一三”事件。但父亲坚决否认此说，他认为叶群至多不过对林彪健康状况不佳有所干扰，真正关键之处在于她阻断了某些信息的流通，导致林彪与现实情况产生了脱节。叶群在处理问题时缺乏远见与深度，这无疑对林彪及其本人都带来了一定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非策划“九一三”事件的根本动因。

我询问道：那么，您对豆豆所说的第三要点究竟是什么？

他低声对豆豆说道，“叶群是你的亲生母亲，请你切勿对她心生怨恨。”

父亲的日常言语触动了我心底的弦。“九一三”事件，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道谜题，探寻其真相，认识那个时代的参与者至关重要。他们同样是拥有情感起伏的普通人，不应仅仅被标签化为“政治小丑”，任由随意评判。幸运的是，那段历史并未久远，仍有记忆留存于那些当事人。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将他们简化成刻板印象，对叶群亦应如此。揭开他们的真实面纱，洞察他们的真实面目，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