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内幕：一个士兵的失踪如何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及中日士兵装备实力对比

「失踪的小兵已经回来了，为什么还要强攻宛平？」

1937年7月7日深夜，当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坚持执行占领计划时，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军事决定，将会撕开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只是「失踪」了20分钟，却成为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导火索。那一夜，宛平城头摇摆的手电筒光，永定河畔紧张对峙的两军，还有那些在暗中活动的「旅行者」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着最后的准备。

历史没有假设，但历史的每一个节点都充满了戏剧性的巧合与必然。

1937年的春季，对中日两国而言，成了一个充满变数的转折点。

面对日本抛出的友好信号，国民政府并未买账。尽管东京的新政府主动释放善意，但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加剧，这就像一个恶人突然露出笑容，背后必然另有图谋。

南京方面的冷遇让林内阁倍感挫败，这位首相不禁感慨：搞政治比打仗还要复杂得多。内阁在努力示好，军方又是什么态度呢？

三月份的时候，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毕业生，滋贺县籍）、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还有关东军的一位参谋被陆军参谋本部召回东京，汇报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他们得出的判断是：

「南京政权的反日立场在收复东北之前不可能改变，蒋介石正在反日旗帜下强化内部力量，扩充军备，依靠欧美支持，并积极推进南京与华北的政治统一；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现状，想用常规手段来扭转根本不现实。在北上攻击苏联之前，必须先对中国实施打击，摧毁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

但陆军参谋本部仍然心存疑虑，于是一批又一批的「观光客」被派遣到中国。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37年5月出现在天津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单眼皮，身材不高，但走路时背脊挺得很直。

他们审视着这座在当时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大城市，法式大铁桥、劝业场以及各式各样的西洋建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终他们得出结论：这确实是一座美丽而时尚的城市，远远超出了他们家乡的水平！随后两人的身影便消失在海光寺一带。

海光寺位于天津城南的一个区域。

那个时代的天津，是清朝遗老和民国政要的休闲胜地，走在街头，稍有不慎，就可能碰到某位前任民国总理，至于部长级别的人物更是随处可见。

对日本而言，天津同样是个战略要地，因为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城市的海光寺。

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正是前面提到的田代皖一郎，参谋长是接替酒井隆的桥本群（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毕业生，广岛县籍），主力部队是一个步兵旅团，分布在天津、通州、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地。

潜入海光寺驻屯军司令部的那两位，一个名叫公平匡武（陆军士官学校第31期毕业生，山口县籍），另一个叫井本熊男（陆军士官学校第37期毕业生，山口县籍），他们的对外身份是旅游者。

抵达天津之前，二人先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然后入关继续考察，他们身负石原莞尔交付的重要任务。石原当时在做什么呢？

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在中日关系走向未卜的1937年春天，他给这两个下属参谋布置的任务是：深入调查南京政府以及中国各地军民对日本的真实态度。

在司令部里，公平和井本没有见到田代皖一郎（他又住院了，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参谋长桥本群接见了二人。

公平说道：「一踏上华北就能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氛围！」

桥本回应：「西安事变和平收场，国共两党很可能联手对抗日本，这是极其危险的。」但桥本又表示，他本人并不赞成采用激进手段来解决中日问题。他询问参谋本部的立场。

公平和井本表示：「石原作战部长同样持谨慎态度。」

两人都提出，希望去北平实地考察。

在北平，二人拜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陆军士官学校第30期毕业生，福冈县籍）。在樱井的陪同下，他们前往了北平附近的宛平城。离开东京之前，石原就特别提醒他们要重点关注这个地方。

樱井早年曾是「樱会」的成员，后来逐渐成熟，不再那么冲动，而是静心研究中国问题。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在他的引导下，一行人驱车离开北平，路上他向两位「观光客」介绍北平的局势：北平城外，中国第29军的中下级军官对日本人非常敌视，两国士兵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城内，青年学生的反日活动愈演愈烈。最后他用了一个中国成语：风雨欲来。

下车之前，公平询问宋哲元的态度。

樱井思考片刻，用了「墙头草」这个词汇。

井本问：「是说他很顽固吗？」

一路上，经过检查站时，三个人都受到了中国士兵的严格盘查。樱井出示了证件，士兵仔细打量着三个人。根据公平和井本的感觉，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扣押甚至逮捕」。

他们抵达宛平城外，远远望见卢沟桥，两个从东京来的参谋再次受到中国守军的严格检查。公平和井本离开北平前得出的判断是：中日军队严重对峙，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离开北平后，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继续他们的考察，走访了华北的多个城市。后来，井本在青岛乘船返回东京，公平则继续他的「旅行」。

他也真的把这当成了旅行，因为从华北到华东，沿途风景越来越优美。他对中国的辽阔感到震惊。

一路上，公平乘坐了各种交通工具，火车、汽车、马车、轮船，从农民到官员，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到达华东地区的城市后，他警觉地发现：这一地区的「反日排日」情况比华北严重得多。

措辞激烈的抗日标语，在无锡、常州、苏州等地随处可见。在他的印象中，这个庞大的国家一直是沉默的，看来情况与以前了解的大不相同。

在华东「旅行」期间，公平匡武多次受到中国「相关部门」的监视。这再正常不过了。一个日本军人在中国内地到处游荡算什么？

不把你抓起来审问就算客气的了！但公平匡武认为性质「恶劣」。六月底，他离华前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往南走，反日排日的情况越严重！

于是石原莞尔收到了这样的报告：

中国的排日、抗日、辱日形势达到顶峰，军队干部特别是基层军官态度更加鲜明，日本军部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观察基本一致，但在应对策略方面存在分歧。

少数人主张维持现状，与中国平等互利，和平共存；多数人认为，应该对中国实施打击，这样就能改变局势。日本侨民在华受到挑衅，激起愤慨情绪。

但这种态势还不能确定是否意味着中日战争即将爆发……

陆军省那边也没有闲着，他们派往中国「旅行」的是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毕业生，茨城县籍）。

柴山对华态度相当谨慎，但他也意识到：长江流域排日风潮高涨，而「中国政府不愿制止」。排日运动「有英美系官员的暗中煽动」，因此「有必要警惕华北出现类似的运动」。

按柴山的说法：「用了几天时间在平津会见了中日重要人物，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结果都认为中日关系非常紧张，颇有一触即发的感觉。」

军部的参谋们在中国「旅行」时，林铣十郎过了四个月的首相瘾后成功下台，因为他在任期内毫无建树，大家围观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位首相不是一个称职的军人，这个军人更不是一位称职的首相，甚至不是一个称职的人。

前两条评价还算中肯，最后一点似乎过于苛刻，完全是一棒子打死。人们开始对林的上台感到不可思议，包括陆军最初支持他的那些人。他们开始反省。

在1937年6月4日的一片反省声中，千呼万唤的近卫文麿终于组建内阁了。

近卫家族颇有来头，是日本历史上与皇室关系最密切的贵族「五大摄政」之首。

近卫毕业于著名的京都大学法学系，因为父亲是公爵，他世袭了许多特权，很早就进入政府，后来跟随元老西园寺公望，前往巴黎参加《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升任贵族院议长时才四十岁出头。

很早他就被视为首相的理想人选。「二二六兵变」后，天皇想让他组阁，但近卫推辞了，不愿收拾那个烂摊子。

现在，希望近卫出山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有人觉得这个近卫华而不实，按西园寺某个秘书的说法，近卫这家伙像富士山。是褒奖他吗？那个秘书多年后这样解释：从远处看，它很美丽；但走近了看，全是粗糙不堪的岩石！

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都往中国派人，我们内阁也不甘示弱，所以近卫一上台，就把大谷光瑞派了出去。这个名字有些熟悉，确实如此。大谷是日本西本愿寺的法主，妻子是贞明皇后（大正天皇的皇后）的姐姐。

二十世纪初，他曾先后前往中国的新疆以及中亚和南亚探险，在佛学界、探险界、考古界、政界和军界都是知名人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与他有过一段交往，甚至请他担任过中华民国政府顾问。

大谷一到北平，就在六国饭店紧急会见了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陆军士官学校第30期毕业生，长野县籍）。这是今井首次出场，后来他升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1945年8月他还得出面。

今井介绍了中国特别是北平的形势：如果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奏效的话，按照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必定会发生「不幸的事件」！

大谷告诉今井，入夏以来，东京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言：在北平可能会发生类似柳条湖那样的事变。对大谷来说，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了一种类似于他探险时遇到的迷局。

大谷回去后向近卫汇报。大谷说得没错，近卫上台后，东京就有个小道消息越传越神：今年夏天，最迟到秋天，北平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的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是永津佐比重（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毕业生，茨城县籍），永津跟矶谷一样，也是特别关注中国南方动向的「中国通」，甚至在中日开战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矶谷是所有日本「中国通」里头脑最清醒的（开战后此人开始糊涂）。

他认为：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已经演变为针对日本的全国总动员。因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党过于自信，所以「侮辱日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军的强硬派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可以改变他们抗日的局面。

石原莞尔非常担忧。

这家伙是真的担忧。他担心前方的日军胡作非为，破坏他的「开发满洲、友好中国、征服苏联、驱逐英国，最终与美国决战」的构想。

田中隆吉在绥远制造事端时，当时在关东军担任参谋的武藤章（陆军士官学校第25期毕业生，熊本县籍）也跟着参与了。

绥远出事后，石原飞往前线，质问田中和武藤：「你们在胡闹什么！」那两个人笑着说：「我们学的是当年的您啊！」而现在，不听话的武藤又跑到他手下当作战课课长了。

所以，在陆军省军事课向中国又派出一个「旅行者」（冈本清福）时，石原让他留意一下北平的日本驻屯军有什么异常苗头，如果有的话，要及时制止，并特别叮嘱：注意一下中日士兵哨兵间的摩擦，一定要想出解决办法。

1937年7月，中国大地酷热难耐，华北正在发生的事态已使中国到了「最后的关头」。

月初时，因能力有限而被石原莞尔嘲笑为「上等兵」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军部建议，即使出于对苏联备战的考虑，也应该打击一下中国，改变中国的抗日态度。

中国这边，年初时，军事委员会秘密制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日本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大部分兵力沿平汉线和津浦线向南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一部分兵力攻取山西。

海军将封锁大陆海岸线，并派兵在山东青岛、江苏海州（连云港）登陆配合陆军。

还预测，日军会在上海登陆，威胁南京。这个预案分析了战争初期的情况，「或不立即实现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而由局部战斗以揭开其序幕……」指出了揭开中日大战序幕的七种情形：

日军扩大冀东伪组织，袭占平津；

日军以武力威胁中国北方将领（宋哲元），实现华北自治；

日军增兵上海，以海空军袭击南京，威逼中国让步；

日军利用伪军，侵入绥远；

日军以防共为名，在中国自由行动，并利用走私破坏中国的行政和经济；

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日军封锁台湾海峡，攻占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

1937年7月7日就这样到来了。

拿起望远镜，观察这一天，除了即将出场的关键人物清水节郎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画面：

我们看到了胡适。胡适身旁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后者正在为胡适等人践行。

他们要前往庐山。当然不是去避暑，尽管那是个凉爽的世界，而是应已经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邀请，上庐山参加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内容是关于越来越危险的时局。

除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外，这一桌人，还有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等人。

现在，再把镜头对准这一天的主角：清水节郎。他和他的士兵们正在整装待发。或许他还对着镜头笑了一下。清水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的中队长，军衔是大尉。他的部队驻扎在北平附近的丰台。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方向，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在这里汇合，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开始的时候，这里有第29军的驻军。酒井隆卸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前，发现了丰台的重要性。离任前，他派日军进驻了丰台。在丰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中日军队连续发生械斗，就差开火了。

宋哲元见事情要闹大，就把军队撤了出来。就这样，丰台成了日军在北平外围的最重要据点。

看过一张清水的照片，瘦长脸，留着一字胡。说到日军的胡子，有必要谈一下。电影电视剧看多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军官留的都是希特勒那种胡子，在嘴唇上留圆圆的一小撮，也就是所谓「卫生胡」。

其实不是。明治时代的日军高官，喜欢留「仁丹胡」，就是类似于一字胡，但两边向上翘起的那种。

到后来的昭和时代，留这种胡子的就少了。对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到25期最著名的那几十个昭和军阀的标准照，你会发现，留「卫生胡」的，只有后面出场的下村定（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毕业生，高知县籍）一个人，更多的人留的还是一字胡或称八字胡。

中下级军官也是这样。清水节郎这一年三十来岁，在丰台的日军兵营里，他握着军刀，看着士兵们收拾装备，不知道脑中在想什么。

趁清水发呆的时候，我们说一下日军的装备。

日军军装是土黄色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军帽则分两种，一是礼装帽（大盖帽），二是战斗帽。战斗帽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开始装备陆军，帽体土黄色，帽沿跟帽体结合部是黑色皮革带，帽子中间有黄五星。帽子下面还得垂下来几片布帘？

实际上，带有布帘的战斗帽，在1938年以后才在日本军中使用（主要防蚊虫，特别在南方作战时要戴这种帽子）。战斗帽体积很小，可以直接在上面戴钢盔。

日军戴的是「90式」钢盔，精钢制造，内衬皮革。戴钢盔时，规范的戴法是，里面的战斗帽帽沿朝后（以防遮挡视线）。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日军士兵戴着钢盔，里面的战斗帽帽沿也朝前，那是演员乱戴。脚上穿的是胶底皮靴。

日军士兵的单兵武器，说起来并不先进，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品的「三八式」步枪（每个士兵战斗前配备120发子弹），这种步枪的射击距离是2400米，带有「30式」刺刀（60厘米长，小仓兵工厂制造）。

日军使用的机枪，是「11式」轻机枪，俗称「歪把子」，还有「28式」重机枪。军官配备「94式」手枪，至于佩戴军刀的资格，则涉及军衔问题。

说到日军的等级制度，除了元帅这个荣誉头衔，他们的军衔体系从高到低共有16个级别：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还有曹长也就是我们说的上士、军曹相当于中士、伍长相当于下士、然后就是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有个有趣的规定，只有达到曹长级别，也就是当上分队长（班长）的人，才有资格在腰间挂军刀。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清水这个人。部队集合完毕后，在他的指挥下，这个中队的180名士兵开始从丰台向宛平城北方向进发，去那一带进行军事演练。

下午4点过后，清水中队抵达预定区域：宛平北侧1公里处的沙石场以及与该地相对的永定河西岸空地（平汉铁路桥附近）。这个位置离第29军驻守的回龙庙非常近。清水带着人马到达后，发现永定河对岸的河堤上，第29军的士兵正在挖掘战壕。

此时，第29军在平津冀察一带的部署情况是这样的：

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下辖：

第37师，师长冯治安，下辖第109旅（主力驻扎保定）、第110旅（北平西苑、长辛店、八宝山、宛平）、第111旅（北平城内）；

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下辖第112旅、第113旅、第114旅，主力驻扎天津及其周围；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下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7旅，驻扎河北河间、任丘、大名一线；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下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0旅、独立第29旅，驻扎察哈尔，平绥线也有兵力部署。

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驻扎黄寺、北苑、小汤山、通州，特务旅驻扎南苑，骑兵第9师驻扎南苑、固安、易县。

进入1937年后，在宛平一带，第29军也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除了增派军队外，还开始密切关注日军的演习活动，要求日军如果进行夜间演习，必须事先向中国方面通报，而且在日军演习期间，开始实施军事警戒，以防万一。

清水让士兵们就地休整，观察着中国士兵劳作。在北平城外，中日军队天天碰面，双方的人都见怪不怪了。

清水指挥的这次演习的核心内容是「傍晚接近敌军阵地」和「拂晓时发起攻击」。但实际上演习开始时，已经是夜幕降临了。

北方的夏天，天黑得比较晚，晚上7点半，天色才慢慢暗下来，但清水仍然没有下令开始演习，而是就地扎营，直到夜里10点40分，演习才正式开始。

按照清水的描述：演习刚开始不久，就「感觉到」有子弹从日军后方的回龙庙和平汉铁路桥方向射来，随后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不见了，此时宛平城头上手电筒时不时摇摆，「好像是某种暗号」。

于是，清水派传令兵前往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陆军士官学校第28期毕业生，静冈县籍）汇报。但传令兵刚离开，失踪的小兵就回到了队伍中。

一木，不是一休和尚，接到报告后，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毕业生，佐贺县籍），说演习部队遭到中国方面的「非法射击」，询问如何应对。北平日本驻军最高将领是旅团长河边正三（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毕业生，富山县籍）。但此时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牟田口就成了现场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回答：「立即占领宛平城外平汉铁路支线旁边的『一文字山』，做好战斗准备。」

这是日本人嘴里当晚事情的大致过程。

小兵志村在「失踪」20分钟后就归队了。但这个消息清水没有向一木报告，而是带队前往宛平东边的五里店扎营。

志村到底去干什么了？他的身影慢慢弯成一个问号。

第8中队的士兵都来自日本秋田县。二等兵志村，据说曾在松山（日本的一个地方，离东京的车程约7小时）的一家报社工作过，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作家，但没想到来了中国。事变发生后，他被遣送回国。

1944年，日军在缅甸兵力紧张，他被重新征召入伍，在阿拉干山区的布其顿被英国人或中国远征军击毙。

关于那天晚上，有人说他迷了路，也有人说掉到井里摔昏了，还有人说他上厕所去了，当然也有人说他没去上厕所，却改变了历史。

可是，他怎么能改变历史？因为历史的转折点并非由他而起，他只是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个标记罢了。

当晚到底有没有子弹射向清水的部队？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叫嚷的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日本人说：有，绝对有。后来又说，即使不是第29军所为，也是混入其中的南京秘密组织蓝衣社成员所为，目的就是挑起中日战火。

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争论，更不值得研究，因为没什么意义。争论什么？那个年代，日本人打死都认为：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行动都是合法的，他们对一个国家的侵略是「天经地义」的！

没有争论的基础。

这样说：中日在1937年开始的全面战争，即使没有那个日本小兵，即使没有什么「非法射击」，仍然会爆发，就像事变后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说的那样：「这是征服中国的一个好时机。」此日不打，他日也要打，只不过，引爆战争的导火索会在其他节点上被点燃罢了。

历史没有假设。线性的历史只能是：中日全面战争，从1937年7月7日夜的节点上，一步步地开始了！

7月8日0点20分，牟田口打电话给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毕业生，福冈县籍），要其跟中国方面交涉，允许日军进入宛平搜查「失踪士兵」。

随后，一木带队出动了。

牟田口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打电话。凌晨1点30分，参谋长桥本群召开紧急会议（司令官田代仍在医院），参谋和知鹰二建议采取强硬措施。

前一年「两广事变」爆发后，和知鹰二负责策动桂系倒蒋，最后没有成功，现在北平出事，于是他就一直在那里煽风点火（不久就被桥本群打发回东京，后来出任第11师团第44联队长，在上海罗店作战）。

桥本一边电令在秦皇岛的河边正三立即返回北平，一边往北平派出了支援部队，目标是「解除永定河以东中国军队的武装」。

再说宛平城外，一木已率军跟五里店的清水节郎会合。

清水告诉一木，小兵已经归队，但一木仍然坚持先前下达的占领宛平东门外「一文字山」的计划。小兵的归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一木或许把自己当作北平外的石原莞尔了。

这是一个机会？

但问题是，士兵已经回来了，再要求强行进入宛平，没有理由了。枪炮是制造出来的，理由也是制造出来的，日本人深谙此道。用什么理由？还记得清水的描述吗，他说宛平城头上手电筒时不时摇摆，「好像是某种暗号」。这就是理由。

所以，一木说：中国军队对皇军进行了「非法射击」，必须离开宛平，撤到永定河以西长辛店一线。

驻守宛平的是冯治安第37师何基沣第110旅吉星文第219团第3营金振中部（是一个加强营，实际兵力相当于一个团）。

但此时，冯治安（行伍出身，河北省故城人）在保定，还没赶到北平，何基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毕业生，河北藁城人）在北平南苑第29军指挥部，吉星文（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5期毕业生，河南扶沟人）在江西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7月10日赶回北平）。

营长金振中（西北军官学校毕业，河南固始人）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日军向宛平城北回龙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攻击。金振中营立即反击。5点半，日军炮击宛平城。

此前，金振中接到过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命令，原话是这样的：

「守卫国土是当兵的本分，对外作战是我们军人的光荣，务必告诉全团官兵，拼死奋战，坚守阵地，就把宛平城与卢沟桥当作我军的墓地，每一寸土地，都不能轻易让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