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四大创始之一：纵队指挥被淘汰，刘伯承果断调回地方军区

1949年春天伊始，晋冀鲁豫野战军正式组建成为第二野战军。那一刻，中野战将满腔热忱，激动不已，三个主力兵团即将成立，谁能担任指挥之位，成为全军关注的焦点。

刘伯承揉着指头数着陈赓、杨勇、陈锡联这三个人名，现场的将领们都吃了一惊，原来四大元老之一的陈再道没能入选。

这位从抗战开始就能独挑大梁的猛将，曾用七个连在冀南打出了局面，三个月时间把部队扩到万人。他在上党战役中带领冀南纵队攻占坚城，还曾被刘伯承亲自安排“掏敌人卵子”的重要任务。

如今，连王近山这样崭露头角的新秀都已经升到了兵团副司令的位置，反倒是陈再道被调到河南省军区去了。

从主力纵队的司令到地方军区的司令员，这里面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变化呢？

1938年春天，陈再道带着七个连的兵力奔赴冀南平原，在徐向前的指导下，展现出了挺厉害的部队整编能力。

没几个月功夫，这支小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壮大到一万多号人，硬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出一块稳扎稳打的抗日阵地。

刚组建晋冀鲁豫军区的时候，他就担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和王树声（太行军区）、陈赓（太岳军区）、杨得志（冀鲁豫军区）一起，被称为中野四大元老。这四个军区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中坚力量。

1940年黎城会议整编的时候，刘邓首长做了个挺大胆的决定：把游击队统一整编成六个野战旅，然后交给陈再道统一指挥。虽然这种不走寻常路的正规化尝试，一年后被军委叫停，但也从侧面体现出陈再道在刘邓心里的重要地位。

抗战胜利以后，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时，陈再道挺身而出，担任了二纵的首任司令员。在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中，二纵都扮演了攻坚的主力角色，陈再道还多次担任多个纵队的总指挥。

在鲁西南的龙凤大战中，他带领部队顶住了邱清泉的第五军，成功阻止了胡琏和邱清泉会合的行动。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位战功显赫的老将，居然会在两年后逐渐淡出队伍，没了昔日风光。

1947年7月，鲁西南的天气热得让人难受。刘邓的大军渡过黄河后，在羊山集遇见了宋瑞珂指挥的66师，这块难啃的骨头堵住了南下大别山的必经之路。刘伯承下决心要把这个钉子拔掉。

陈再道让二纵和三纵主攻，这样一来，整编66师——陈诚的土木系王牌部队，装备杠杠的，战术水平也挺高。面对这么强的对手，陈再道就下了狠心，采取了最干脆的办法，两路齐头并进，全面出击，打得洒脱利索。

战斗的细节让人揪心：二纵6旅18团1连连长下令战士去攻击地堡，竟然有两个战士不顾危险冲到地堡门口，试图用手去夺射击孔中的机枪。

这股近乎悲壮的英勇行为，反映出战术上的简陋。18团1营一路打到，只剩下指导员一个人，营长、副营长、连长全部牺牲了。

整整半个月，部队在羊山集外围死磕。2纵团以上的干部伤掉了19人，营级的也有32人伤亡，九个团里头总共54名团以上的干部，伤亡率直逼三分之一。后来，刘伯承急得直奔前线，现场换将，逼得陈锡联赶紧调整部署，才把阵地拿下。

羊山集成为二纵命运的关键转折点。这支部队“瘦了元气”，从千里挺进大别山以后，一直没能恢复过来。

挺进大别山之后，陈再道和二纵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到1947年9月，二纵在商城、固始一带打仗，只歼灭了整58师的一个团，结果却失去了6旅副政委彭学桂的宝贵生命。

10月，二纵对整58师的新10旅展开围攻，虽然击杀了大部分敌人，却没能全部歼灭。到月底的高山铺战斗中，二纵协助主力歼灭敌人1.2万，算是配合战斗的角色啦。

1948年5月，宛东战役中，场面真是尴尬到不行。二纵对上了老冤家整58师，这支只有两个整编旅的小杂牌滇军部队，竟然攻了半天也没搞定。亏得华野宋时轮10纵出手协助，才算勉强拿下了他们的师部和一个旅。二纵“姑娘纵队”的名号一时间传开，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淮海战役里，中野拼尽全力围攻黄维兵团，陈赓、杨勇、陈锡联、王近山等都上阵了，可二纵偏偏被调到东线去帮华野6纵牵制李延年那帮人。虽然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之分，但战场上的任务轻重，差别就那么明显啦。

1949年1月整编的时候，陈再道被调到河南省军区，他自己挺不情愿的——那时候，陈赓、陈锡联、杨勇都已经当了兵团司令，连后辈王近山也是副司令。最后，刘邓亲自来劝说，他才不得不听从安排。

从四大元老到兵团司令未能入选，陈再道的落选让人唏嘘不已，不过也绝非偶然。主要原因在于大兵团作战能力欠缺，这是个致命的短板。

刘伯承的指挥艺术核心可以说是“‘五行术’”，也就是说，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得统统放在一块儿琢磨琢磨。他还特别强调“斗志和斗法”这个辩证关系：“斗法是建立在斗志基础上的。要是军队没斗志，那就是自己送死啊。”

陈再道的问题正是在于斗法跟不上斗志。他抗战时期在冀南打游击，简直得心应手，像鱼儿在水里一样。而在内战刚开始的运动战中，也展现出不错的水平。不过，一到那种需要多支纵队协同作战、步炮配合攻坚的战役，战术上的想法就跟不上节奏了。

羊山集之战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场战役。在迎战强敌时，杨勇和王近山在六营集采取了“围三阙一”的灵活战术，用相对较小的代价，歼灭了整32师和整70师。而陈再道在羊山集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做法，结果造成了不少不必要的伤亡。

刘伯承早就看得很透。在写信给部下吴忠的时候，他特别指出：“两军对阵，彼此的实力谁强谁弱、变化快，都不是固定的，要想让强的始终强、弱的始终弱，或者把虚弱变成优势、把劣势转变成优势，关键靠的是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如果战场上的“五行”不稳定，输了也就难免了。

陈再道的掉队，反映出解放战争从游击战逐步走向正规战的深层次转变。光靠勇敢是不够的，策略和战术的水平变得尤为重要。

他其实不算平庸。抗战那会儿，他在冀南打出了局面，显示出很棒的根据地建设能力；内战刚开始时，指挥二纵也屡次立下战功。不过，战争形式慢慢变了，擅长游击战的将领们也不得不面对转型的难题。

1955年，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從野戰軍到地方軍區，表面看起來像是退居二線，但其實是在新崗位上繼續發揮才智。淘汰並不代表否定，而是革命事業在不同階段對人才的不同需求。

到1955年授衔的时候，陈再道肩上挂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距离他退出野战军也才六年，那个当纵队司令的日子早已成了过去。在武汉军区当司令员时，他依旧发挥着自己的能力。

刘伯承在后来回顾自己的指挥艺术时，曾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格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这里提到的五行——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就像战争哲学的核心所在。陈再道掉队，不是因为勇气不足或忠诚有问题，而是在战争形态变化的过程中，几个关键因素没能完全跟得上节奏。

战场就像一盘棋，一旦落子，就不能再后悔。陈再道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历史的大潮中，关键不在于位置多高，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